您现在位置 :首页 > 党史资料 > 党史人物
周维民烈士

   周维民 (席青) 烈士,祖籍广东中山县,1931年生于上海,1946年秋入我校高中一年级,至1949年高三毕业。青年团员。1951年2月22日在抗美援朝行军中光荣牺牲,年仅20岁。
   周维民幼年丧父,由姑母(地下党员) 抚育成长,在姑母的影响及省吾三年的培育锻炼,有革命进步思想。他学习努力,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俭朴,对同学热情关怀,喜爱音乐、舞蹈。他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日子里,那宏亮的歌声,至今还回荡在同学们的脑海里。
         周维民一面在省吾中学读书,一面在省吾民众夜校担任教学工作。他认真备课,把课堂作为传播政治思想的讲台。但他是个学生,每天还要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和作业,工作量相当大,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不怕苦,不怕累,同学们非常爱戴他,他把学校作为战斗的第一线。他的第二线是走向社会,参加全市性的学生运动,配合工人运动,访问工人兄弟姊妹,了解工人群众的困境和劳动条件,并和日校同学下厂进行慰问,一起参加各项示威游行,如“反饥饿、反迫害”等。最最不能忘记的是1948年6月5日全市开展的“反美扶日”大示威游行,周维民担任省吾中学的总纠察。那天下午2时,80多个同学,从学校一起乘车到南京路外滩集中地,立即以四人一排排好,周维民和纠察排在马路口的前排,保护着小同学,以防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袭击。这时约大、大夏、光华、上中,储能等校的同学也接着来了,但是交大、同济和复旦的队伍还未到,大家都等着他们。下午4点多了,他们还没有来,却来了许多军警、马队、青年军、飞行堡垒,把省吾队伍密密包围了,并有警察在队伍抓人,他们边打边抓,把同学们的衣服都撕破了。大家都没有屈服,斗争着,一起高呼口号“警察拿出良心来”,“大家都是中国人”。斗争情绪越来越高,警察的镇压也越来越凶,他们冲向女同学,冲向省吾的同学,周维民毫不胆怯,用强壮的身躯保护着同学们。但还是抓走了省吾的两位同学而且队伍被冲散了,留在一起的三、四十人手挽着手,被迫向西走去。在途中经过上海电影院,看到华模、省吾、女师的部分同学在游行,周维民立即和同学们乘军警不防备,溜进了游行队伍,一直到金门饭店,这时飞行堡垒跟踪而来,队伍到达西摩路 (陕西路) 就被迫解散了。
        周维民爱唱歌、爱文艺活动,在省吾日校、夜校同学间开展文体活动时,他就担任教唱和指挥。庆祝1948年元旦时准备节目,周维民负责导演,他组织了从未上台的夜校学生演话剧“国民党反动派”拉壮丁---。由一位女同学扮演病危的母亲,一位男同学扮儿子,另一位女同学扮女儿,再有几个同学扮反动军官,强拉儿子去当壮丁,母女俩拼命拉住儿子不放手,结果,妈妈被反动军官打死,儿子被拉走去当壮了,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观看的工人和同学通过这样的形象教育,更加痛恨黑暗的社会,从而自觉起来投入革命的行列,参加演出的同学说:“周老师对我们的启蒙教育是很深刻的。”
         在上海临近解放时,周维民经常工作到深夜,还和夜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工人协会”,“人民保安队”,为迎接上海解放而斗争。
        上海刚解放,周维民就提出要去工厂教唱解放区的歌曲,使劳动人民更快地了解解放区的快乐生活。当时他去工厂教唱的革命歌曲有《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等。他在江南造纸厂教唱歌和秧歌舞,一直教到他参军去。虽然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厂里这支歌咏队在周维民耐心、认真、热情教导下,队员以嘹亮的歌声,鼓舞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了觉悟,成为厂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在抗美援朝中,这支队伍走向街头,通过唱歌、宣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厂里两位女工在提高了觉悟后,积极响应了参军号召。大家称赞周维民说:“真是个好宣传员”。
         1949年8月,在周维民发动和影响下,省吾夜校的师生中就有几十名一起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9月21日,周维民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二七军八十师文工团。1950年9月立了四等功。就在那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周维民的部队响应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二七军八十师文工团,1950年10月中旬出发,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951年2月21日,部队在永兴群执行一次战斗任务中,连夜行军,到半夜一,二点钟时,刚到半山腰,队伍大休息,突然,有敌机来扫射,子弹打中周维民腹部,从腹部进去,背后出来,由于伤势严重,又缺医少药,经卫生员抢救无效,于22日清晨三、四点钟时停止了呼吸。临终前,他对身边的徐俊说:“我牺牲后暂时不要告诉家里,免得他们着急”。
         1952年2月20日经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八十师政治部批准周维民(席青) 同志为革命烈士。周维民烈士实现了他参军前的誓言:“要革命到底不动摇,在革命需要的时候,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周维民(席青)革命烈士证明书


清明节少先队员到到烈士墓前扫墓

 

2017-10-26
陆昌荣烈士

  1926年9月,陆昌荣出生于如皋县如城镇的贫民家庭,父亲在一家烧饼店当伙计。陆昌荣只读了3年小学,便辍学卖烧饼、拣煤渣,艰苦的童年虽然使他长得又瘦又小,但也炼就了他不屈的性格。
    1942年,陆昌荣才16岁,被逼当了伪军,后参加施亚夫领导的打进伪三十四师的中共地下军。1944年随部反正,编入新四军通如纵队当战士。抗日战争胜利后,编入新四军一师一旅二团二营六连。1946年,国民党反动扔挑起了内战,为适应运动战的环境,部队动员老弱病残战士复员,陆昌荣也在精简之列,他反复对领导表示:"共产党解放了我,我也要解放其他人,我虽然瘦小,但没有病,我跑得动,保证不掉队。"战友们也很赏识他的机智、勇敢和热情,都帮着请求。最后,陆昌荣被留下了。1946年7月,他参加泰兴、宣家堡战斗,战斗刚结束,又连夜急行军80公里,投入皋南战斗,由于表现突出,陆昌荣被提升为副班长。接着,陆昌荣参加了海安、李堡、丁林、如黄路、涟水、伍佑、刘庄诸战。1946年11月,陆昌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2月,部队在山东改编,陆昌荣为华东野战军四纵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二连三排六班班长。他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邹县、鲁南、诸城、潍县、济南、豫东、淮海诸战,荣立战功多次。 
    1947年5月,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斗正激烈进行。13日下午,二连率先进攻西五四〇高地的大腿子山。战斗中,六班与主力失去联系,陆昌荣带领战士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一举攻占了西五四○高地,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坚守阵地两昼夜。16日,他们与主攻部队会合后,经过激烈地搏斗,攻下六〇〇高地。
     孟良崮战斗结束后,国民党调集30个旅的兵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四纵十师奉命牵制强敌,掩护主力向大别山地区靠拢,与刘邓大军会合。时值7月酷暑,加之经月淫雨,湿热难受,且日日打仗夜夜行军,部队每天都有不少伤亡和自然减员。陆昌荣和战友们吃的是半生不熟的麦粒,穿的是烂衣服,鞋子坏了就打赤脚,脚丫烂了,脚掌肿了,就用布条裹起来,一切困难不在话下,一个劲的就是"跑"和"打"。面对严峻的形势,陆昌荣坚定地表示:"哪怕只剩下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跟党走!"历时50多天,部队牵着数十倍的敌人走遍整个鲁南,终于完成了任务,胜利到达诸城大后方。在这次著名的"鲁南行动"中,陆昌荣荣立了三等功。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最后阶段,一营奉命向刘集守敌攻击。陆昌荣带领突击小组急行军15公里,从东侧先行攻击,遭敌火力阻击,伤亡过半。第2天清晨,敌人1个排扑来,见我阵地只有几个人影,狂叫"抓活的",一窝蜂往前涌,陆昌荣带领仅剩的5个人,待敌人进至10米时,猛烈开火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丢下数具尸体逃跑。陆昌荣将人员、弹药作了调整,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固守待援,连续打退敌人3次冲锋。下午,主力部队赶到,他们士气大振,跟随主力冲向敌阵,全歼敌人。战役结束,陆昌荣被记了二等功,他所带领的突击小组荣获"陆昌荣小组"称号。 
     淮海战役结束后,陆昌荣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军六十七师二〇〇团一营二连二排副排长,参加了渡江战役、杭州剿匪、上海战役、解放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等战斗,在渡江战役和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中各立三等功1次。1949年10月任排长,1950年7月任副连长。1951年1月调二〇〇团的"尖子连"六连任连长。 
     抗美援朝开始后,陆昌荣积极要求赴朝参战。1952年8月,他随军来到朝鲜,1953年7月,参加了进攻石砚洞北山的战斗。
     石砚洞北山地处"三八线"上,为美国"王牌军"七师的两个连所盘踞,由主峰、次峰和反斜面三部分组成,他们之间有两条坑道相连,明碉暗堡成群,并有壕沟相通。沟内除暗火力点外,还有屯兵洞,前沿50至60米处设有多层铁丝网,埋有各种地雷。美军占据此处,在板门让谈判中讨价还价。
     我六十七师奉命拔掉这颗"硬钉子",二○○团六连扩充为加强连担任主攻。连长陆昌荣接受这一重任后,用40多天的时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准备工作,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使大家充分认识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他侦察地形、敌情60多次;在沙盘上反复研究,发扬民主,讨论打法,订出方案,又在我纵深内相似的地形上反复练兵,特别着力于攻打暗堡和壕沟的训练。他们还配合兄弟部队构筑了长102米、宽1.2米、高1.6米的"特别坑道"直逼北山山脚,并有三条"支坑道"通向各攻击点。 
     7月5日,在上级首长亲临讲话送行后,陆昌荣带领部队进入"特别坑道"。7月6日21时30分,进攻北山的战斗打响了,我军炮兵首先进行了3分钟急袭,摧毁了敌正面工事和障碍物,然后转入延伸射击,给予冲击去援。六连指战员跃出"支坑道",冒着倾盆大雨,分三路向北主峰、次山峰及反斜面发起冲锋。 
    连长陆昌荣率二排攻击敌主要阵地次峰。当他们进至次峰北侧铁比网时,敌秘密火力点突然射击,前进受阻。陆昌荣敏捷跃至敌堡死角,接连用手榴弹炸毁了敌3个机枪火力点。部队从缺口突进,仅用6分钟就占据了次峰前沿阵地。陆昌荣指挥大家全面铺开,迅速向纵深发展,21时46分,攻战了次峰全部表面阵地。陆昌荣留下两个班坚守阵地,分出两个班由二排长带领,身反斜面扩张,接应迂回敌侧后的三排,命令副排长率3个班向西山腿发展,与进攻主峰的一排会合,直捣美军指挥所。战士们用爆破筒炸开敌掩体顶盖,摔进集束手榴弹,歼灭了敌人。三排也占领了反斜面。至此,六连全面控制了北山表面阵地,但残敌依托盖沟、暗堡仍在拚命顽抗。陆昌荣将部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打壕打堡,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搜索,消灭了壕沟内的敌人,接着,双集中兵力消灭了屯兵洞和暗堡的敌人。战斗间隙,陆昌荣根据部队伤亡较重的情况,将能战斗的人员编为4个小组,占据有利地形,改造工事,隐蔽自己,收集武器弹药,准备迎击敌人反扑。
     激烈的战斗连续进行了5个小时,六连打退了敌人5次反扑,歼敌200余名,自己阵地上也只剩下7个战友。这时,七连奉命增援,归陆昌荣指挥。他们又坚守了一天两夜,击退敌人11次反扑,歼敌400多名,俘敌11名。石砚洞北山战斗持续了6昼夜,共歼敌3500多名,阵地始终牢牢掌握在我军手里。
     战后,六连荣立集体二等功,陆昌荣被评为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还被选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攻臣代表,出席了"8-15"朝鲜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受到了金日成元帅的接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敬请陆昌荣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大会
    

    英雄陆昌荣受到人民特别的尊敬和热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毛泽东接见志愿军一等功巨二级英雄陆昌荣

 陆昌荣带领全家学习毛主席的书

 

陆昌荣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

 


     陆昌荣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

    1956年5月,陆昌荣晋升为一营参谋长,1958年回国后调任三营副营长,1960年进石家庄高级步校学习,1963年1月结业,回部队任一营营长,1964年9月,升任二〇〇团副团长。

 

陆昌荣带领部队在行军中

 

陆昌荣带领部队参加劳动间隙

陆昌荣给战士们讲战斗故事

 


   长期的战争生活,使陆昌荣的健康受到了很大损害,他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肝脏遭损。1964年以后,他不得不几次住院。1969年春,中苏边境自了反击战士兵在紧张进行,陆昌荣出院后,领导上让他在家休养,他却坚持担任战勤值班,把战备物次源源不断地送往珍宝岛前线,丝毫不把病痛放在心上。1975年4月2日,陆昌荣因肝病突变,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49岁。陆昌荣逝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陆昌荣革命烈士证明书

      

         本页照片由陆昌荣烈士家属袁凤贤女士提供,谨致诚挚谢意。

 

2017-10-26
复旦中学六烈士

        编者按:本文摘选自《复旦中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册(1905一1985)》。

        陈复 烈士(1907一1932)
         陈复,又名志复,广东番禺人。1907年4月生,1922年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即复旦中学)读书,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刊,接受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教育。1923年投身工人运动,脱下学生装,换上黄包车工人的衣服,拉着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1925年与好友廖承志等人被选送苏联留学。在苏留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别有回国,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工人日报》任副社长。《工人日报》成了党团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
        1930年春,化名陈志文,到天津开展地下党的宣传活动。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印发报刊,传递进步书籍,把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传播到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去。他的行踪为敌发觉,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坚决不吐露党的秘密,使反动派无计可施。1930年被党组织和家人营救出狱。南返广州,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他表面隐居私宅(现铁路文化宫附近),暗中积极开展地下党宣传工作。1932年8月10日下午被陈济棠侦缉队绑架,当晚十一时,敌警察局长梁子光把陈复秘密押至南石头“惩戒场”杀害。就义时,陈复厉声抗议”我无罪,你们不得无理”。浩然正气感动了”惩戒场“一位杂工,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了烈士被害消息和遗物,使反动派伪造“陈复失踪是遭绑匪绑架”的谣言不攻自破,暴露了陈济棠一伙杀害共产党人的狰狞面目。

        黄天 烈士

 


        

        学名黄廷材,江苏崇明人。1926年复旦附中毕业生。1930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士学位。“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不满国民党祸国殃民腐败统治,在杭州参加军队文工团。辗转北上,在聂荣臻同志属下,成立尖兵剧社,深入敌后,与日寇顽强周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不幸在一次日寇包围“扫荡”中壮烈牺牲。解放后竖烈士碑于河北唐山市。

         费巩 烈士(1905一1945)


         

      学名福熊,字香曾。江苏吴县人。1923年复旦附中毕业生。复旦大学文学士,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1928年回国,曾任教于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后受聘浙江大学任教授兼注册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浙江大学迁校贵州遵义,1940年兼任训育长,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主张言论自由,积极维护学生运动。1945年至重庆北碚县复旦大学讲学,被秘密绑架,囚禁于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投镪水池毁尸灭迹。

        俞恩炘 烈士
         江苏常州人。1929年复旦附中毕业。获复旦大学工学士学位,原任上海市工务局道路处工程师,解放后赴东北公路局总局工作。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工程大队副大队长职,辗转朝鲜战场,不幸牺牲于美帝的狂轰滥炸。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俞关兴 烈士(1950一1970.2.12)

         

        浙江绍兴人,1968年复旦中学初中毕业生。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虽患关节炎,仍不畏严寒,艰苦劳动。1970年2月12日,埋雷炸冻土时为救护二十八个农民同志,被炸重伤。在昏迷中还念念不忘阶级兄弟的安危,终因出血过多,不幸身死。黑龙江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和“优秀共青团员”称号。遗体安葬在兵团六连后山,命名“向阳山”,并建造“俞关兴烈士纪念馆”以垂不朽。

         沈霁春 烈士(1903一1978)


          

         浙江萧山人。1925年复旦附中毕业生。1939年获比利时冈特城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在党的帮助下,参加苏北新四军军医学校工作。1949年一1964年,先后在山东白求恩学院华东生理研究所、解放军医学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56年入党。1964年任海军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直到逝世。党为表彰沈霁春同志忠诚党的医学事业,从事医学科研五十年,于1978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7-10-26
陈仲信烈士

         陈仲信于194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到省吾中学任第三届学生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上海解放前夕,积极在省吾工人夜校开展工作,发展工人协会会员。1949年5月上级党组织决定他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所属人民保安队的工作,担任长宁区指挥站第二大队大队长的职务。5月25日早上,在赴设在圣约翰大学的人民保安队指挥站执行任务的途中,被顽抗的国民党残匪枪击,不幸牺牲,时年二十岁。他是全上海解放前夕最后一个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唯一牺牲的人民保安队战士。

        (一)童 年
         陈仲信烈士是上海市人,1929年7月出生于浙江湖州。
         湖州是江南的鱼米之乡,可是小县城里的居民,多数是很穷困的。只有少数几户富裕人家。不论姓张,姓李,种田、打鱼,卖英的,都终日在为一家老小的生计奔波操劳。
         在那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的年代,陈仲信的父亲陈海泉原在上海工作,因长期失业,由亲戚介绍到湖州一家小饭馆做帐,用微薄的薪金养活全家。
         幼年,陈仲信是和哥哥,姐姐一起在湖州度过的。生活虽然穷困,但在母亲的操劳下,靠父亲小饭馆里的一点收入,勉强维持了一个五口之家。溪边泽畔,小城里铺着花岗石子的街面上,曾留下了他和哥哥,姐姐,和小伙伴们嬉游的脚印。湖州给他留下了许多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但是,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6年后日寇的铁蹄已侵占我大片国土,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经济日益萧条。小饭馆终于倒闭了,父亲又失业了。之后,虽然父亲整天走东街、串西街,求亲访友,最终也没能在这小县城里找到一只谋生的饭碗。看着愁容满面的父母和家里一顿不如一顿的饭食,七岁的陈仲信第一次感到了人世间的冷酷。
         父亲和母亲商量着要回上海,于是,收拾起破烂的家具,卷起了极简单的铺盖,全家搭上了一条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上海,高楼大厦,柏油马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好不繁华热闹。但这只是上海的一个侧面,大墙的另一面是冬不挡风,夏不避雨的茅草棚、滚地龙、臭水沟......。
 1936年春天,仲信随着父亲来到上海,寄住在南市小东门三牌楼姑母家。一幢石库门的老式房子,走上狭窄的暗扶梯,登上阁楼,这儿就是他们的家,入夜,仲信还要低头弯腰爬上搁板去睡。虽说和高楼大厦不能比,但比茅草棚,滚地龙要好多了。
         父亲在一家小饭馆里做临时工,常年的劳累使他染上了肺病,因此经常失业。经济更加困难,母亲和姐姐帮人家做些针线生活,尽管省吃俭用还是不能勉强支撑,更何况父亲还有个心愿,他要送仲信去念书,他不愿小儿子也像自己一样,没有文化和技术,辛苦劳碌一辈子。
          1937年,八岁的仲信进了飞虹小学,以后又入文昌小学。他知道读书机会得来不易,十分用功,年年都是优等生。
         小学毕业后,陈仲信要去考初中了。但不幸的是,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近来更是卧床不起,有时还要吐血。一想到父亲的病,家里的境况,他的心就冷了。
         一天,他看到《新闻报》上登着招考助学金的广告,不由得心里一动,眼前出现了一线希望。过了几天,他告诉母亲,他考取了《新闻报》的助学金,以后读书家里不用再付学费了。又过了不多几天,他接到了建承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但父亲却经受不住疾病的折磨与世长辞了。父亲死后,家里连最起码的丧葬费也拿不出,无奈母亲只好领了全家跪在老板面前,哀求他开恩帮助。而仲信的哥哥这时也染上了肺病住进一家平民医院。尽管陈仲信考取了助学金,可以免费读书,但这时的家庭经济却更困难,几乎到了绝境。
         母亲千方百计乞借了一些钱,和姐姐摆了个卖饮食的小摊,仲信既然考取了助学会,又那么想读书,母亲还是让他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升入中学的陈仲信,倍觉读书机会得来不易,更加用功了。生活已经使他活泼的性格趋于稳重,他变得沉默寡言却更善于思考了。

       (二)革命的启蒙教育
         1943年秋,陈仲信进了建承中学。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弄堂学校,但陈仲信却很满足。在这里,老师对同学是那么关心,同学之间也是那么友爱。这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老师上课常常讲爱国抗日的道理。当时各校必须开设的"日语"课,在这里形同虚设。陈仲信上课时总是十分专心。听着那些从未听到过的道理,他知道了中国现在有三种人,有公开投靠日寇的汉奸;有挂着抗日招牌,却专搞反共磨檫的假抗日:也有在太行山上,在冀中平原,在大江南北,在敌人后方和敌占区坚持抗日的广大军民。从小耳闻目睹日寇横行不法的陈仲信,敬仰这些英勇抗敌的八路军、新四军,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爱国的种子。他决心做一个爱国的青年。
        他读书很用功,考试成绩总是优等,平时说话不多,待人又谦和,无论谁去问他功课,他总是很耐心地解答。他的父亲生前曾经对他说过:"读好了书,将来才能找个好工作。"现在,他对父亲的话却产生了怀疑。在这山河破碎、百姓遭殃,日寇横行的岁月里,能只为自己的一个小家去埋头读书吗?再说读好了书又到哪里去找一个好工作呢?
         他不愿做读书为养家的人,他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阅世不多的陈仲信虽不完全相信读书能救国,但他相信读好了书对社会总能有用。他不仅自己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而且常常勉励同学也努力学习,准备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位女同学叫徐文倩,因为经济困难辍学了半年,复学后功课一时跟不上,陈仲信就当她的"小先生"。徐文倩上课没有听懂的地方,陈仲信放学后就给她讲解。有一次复习完功课以后,陈仲信感叹地说:"国家遭受侵略,中华民族被欺悔,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唯有读好了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了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语文课上,老师选教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药"......"陈仲信听着,听着,一幅幅悲惨的图画在他的面前展开。像样林嫂、孔乙己那样悲惨命运的人是太多了。每天早上,陈仲信在上学的路上,总看到几个衣衫槛褛,索索发抖的乞丐和流浪儿童蜷缩在弄堂口的过街楼底下。冬天冻死在路边的老人和小孩,普善山庄的收尸车每天都要一车子一车子运走。这就是他所看到的社会,在这样的现实社会里,他将来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才对社会真正有用呢?
         有一次学校里组织辩论会,辩论"乞丐应否救济?"抽签决定,一个班级的论点是应该救济,陈仲信班级的论点是乞丐问题不是救济能解决的。
         辩论会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陈仲信也大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上所以有那么多的乞丐,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而社会上的一些慈善团体根本解决不了乞丐问题,何况有些所谓慈善团体只是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的伪善机构。所以乞丐不是救济所能解决得了的,根本的是要变革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通过这次辩论会,陈仲信和同学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懂得了当今青年的责任就是推翻旧社会与建立新中国。

       (三)参加斗争的行列
         八年抗战胜利了。饱经战争创伤的老百姓翘首盼望着能过太平日子。陈仲信的妈妈和姐姐又打算要回上海了。抗战期间因生活所迫,一家人只得分散居住,现在抗战胜利了,找个生活出路总该容易些了吧。
         陈仲信的心里也充满了希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该有前途了。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不久以后,耳闻目睹的现实又使他的希望一点点破灭了。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的家伙一个个都成了"接收大员",美国大兵的吉普车在我国土地上横冲直撞,物价飞涨,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人士遭到逮捕和暗杀。这一切在陈仲信的心灵上笼罩了一层阴影。国家的前途在何处? 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一天,陈仲信在报纸上看到赫然几个大字"国共双方会谈纪要。"这是1945年的10月11日,重庆谈判的结果《双十协定》见报了。下课的时候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陈仲信的脑子里也在翻腾着疑团。苦难的生活,复杂的社会环境,增强了陈仲信的政治敏感性。
         果然不出一个月,人民盼望的太平盛世没有出现,内战危机却一天天加剧了。美国的飞机、大炮、坦克源源不断地越过太平洋登上中国的领土,标上国民党的番号。解放区遭到了美制飞机的空袭,美国炮弹的轰炸,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侵犯。当然这些内幕是不
         会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披露的,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将派特使马歇尔参加三人调停小组"的新闻。
         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揭露美国真援蒋,假调停的伪善面目,组织了一次合法斗争。1945年12月20日下午,建承中学的一支队伍和其他31所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4干余人集合在中央广场 (即现在的中央商场所在地),准备出发到华懋饭店 (即现在的和平饭店)马歇尔住 地去"欢迎马歇尔"。一路上遭到国民党警察阻拦,后来只得派代表送了一封信去。队伍要游行,警察流氓阻拦,而切逮捕了当时青年会中学的一位老师。群情沸腾,僵持不下,于是由参加的各校派代表集合到警察局清愿,要求放人,队伍浩浩荡荡由南京路向西游行,那时天已经黑了。
         陈仲信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市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他激动异常。在游行的路上,他一反往常的沉默寡言,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感想。回校以后,有好几天,全校都在纷纷议论国民党的这一可耻行为。陈仲信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对那天没去的同学叙述斗争的经过, 谈自己的感想。他讲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宛若一个能干的演说家。
         欢迎马歇尔引起的风波还未平息,又传来了昆明惨案的消息。尽管国民党的报纸歪曲事实,倒打一把,但事实真相还是在上海很快传开了。上海各界人士决定公祭于再等四位烈士。
          一天放学后,许多同学都得到了公祭的消息,自动留下。悲痛、愤怒的表情呈现在每个人的脸上。在级联会旁边的大教室里,同学们一边泪痕满面地扎纸花,做花圈,一边商量着挽词怎么写法。
          1946年1月13日是公祭日。一大早,建承中学的队伍就集合在弄堂里准备出发了。陈仲信今天的任务是领喊口号。传单是范敬业交给他的。他也清楚这个任务是有危险的,但陈仲信丝毫没有怯懦,一路上始终勇敢地带领大家高呼口号。他完全像换了个人,浑身充满了 青春的活力。
         玉佛寺附近的马路上,国民党的军警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围墙上还架了几挺机枪。玉佛寺内的墙上、柱上、高处、低处,密密麻麻挂满了各界人士送的挽联。于再烈士妹妹讲了事件真相,更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怒火。大会结束后,悲愤的人群举着"民主万岁"的横幅,浩浩荡荡地上街游行了。
         这样大规模的政治性游行,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还是第一次。一眼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 一路上还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进来,使陈仲信激动异常。抗战胜利后的种种事实使他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昆明爱国师生不死于抗战胜利之前,却死于抗战胜利之后;不死于日本鬼子之手,却死于国民党军警之手;血的教训,深深地教育了陈仲信。长期以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对祖国的爱,追求真理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从那以后,他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去了。
         寒假到了,但建承中学小小的校舍里却更热闹了。许多陌生的外校同学到傍晚时便都聚集到这儿来了,把楼上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他们有时安静地商量着,有时却大声地争论着。这是上海市助学联合会各校的代表们在一天奔波之后例行的碰头会。这时陈仲信和几个同学便忙着烧水,灌开水,让累了一天的代表们能喝上一杯热茶,洗一个脸,消除疲劳。寒假 开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98所大中学校发起了助学运动,成立了助学联合会,指挥部就设在建承中学。
         同学们上街去推销助学章,陈仲信和一些初中同学便自动地承担了后勤工作,计点助学章数,油印宣传品,烧水、打水、扫地......什么工作他都抢着去干。
         有天上午,陈仲信正在忙着印传单,曹林来找他了。曹林比陈仲信低一级,他们两人都曾是演说队的骨干。曹林喜欢唱歌和演戏,陈仲信也有这方面的兴趣,因此两人很合得来。这几天这一对好朋友一个在后勤部门工作,一个在宣传部门工作,都忙得连说话的时间也没有了。曹林他们的宣传队想要编个活报剧,内容是几个穷学生缴不起学费,上街唱募捐歌向行人劝募助学金,遭国民党警察殴打驱散。但剧本一时找不到人来写。曹林知道陈仲信是很会写的,他和范敬业等人编的壁报总是最受大家欢迎,使来找他帮忙。陈仲信一口答应。两天以后,经过众人七嘴八舌边排练边修改的活报剧上了街头。这出仿照抗战时期流行的"放下你的鞭子"自编自演的活报剧,虽然演技不甚高明,剧情简单,唱词也大可再三推敲,但却吸引了不少过路人,使得推销助学章的劝募工作顺利了不少。
         这次助学运动全市解决了一万多名学生的学费困难。建承中学开学后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家境贫困而辍学。为了庆祝这次团结斗争取得的胜利,助学联合会在天蟾舞台举行了庆祝大会。会场上歌声飞扬,笑声琅琅。"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同学们自豪地唱着。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助学募捐,若不是有灯塔引路,有核心领导,怎么能取得这样的胜利。陈仲信感到心中十分充实,青春的热血在他胸中沸腾。

       (四)入党以后
         1946年的春天到了,经过前一阶段斗争锻炼的陈仲信这时已经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的斗争。
        正当蒋介石大做三个月到六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的黄粱梦的时候,上海50多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了《反对内战直言》。6月19日,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成立了。6月20日,大同大学学生响应反内战宣言进行罢考。国民党惊恐万状,出动两万多名武装警察弹压学生,当场多名学生被打伤。这一暴行更激怒了群众。上海各人民团体联合推派代表到南京请愿。
         决定作出的当夜,建承中学的代表就回校作了传达。在级联会朝北的小办公室里,学生党支部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去动员尽可能多的同学参加明天欢送赴京请愿代表的游行。为防备国民党再搞一次武装镇压,要组织纠察队保护游行队伍。陈仲信和几个男同学担任了纠察队的组织工作。
          6月23日是一个阴天,北站聚集着成千上万前来欢送代表的人群。当乘坐请愿"和平代表团"的列车开走后,队伍立即进入市区游行示威,路上还不时有行人和附近的居民参加进来。陈仲信和几个同学组成的小组不顾站在路边虎视眈眈的警察,在游行队伍两旁向路边的群众作宣传。简短有力的演说,使居民们明白了"六•二三"游行的意义,他们纷纷议论起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罪行。
          队伍一路行进,一路呼口号。突然从路过的弄堂里窜出一帮流氓,狂呼着反动口号,冲向游行队伍,企图抢同学们手中的标语和彩旗。陈仲信和纠察队的同学立即挺身而出,迎上前去拦住这帮家伙,保护游行队伍继续前进。
          国民党全然不顾民意,竟然指使一伙流氓、特务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和平代表,在全国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建承中学早就是反动派的眼中钉了.为防止敌人随时可能到校来搜捕进步师生,组织上通知一些在斗争中出头露面的同志到外面去暂住一段时 间。陈仲信被通知住到虹桥路郊区农村的一户农民家中。
          过了几天,形势缓和了,党组织派冒金龙同志来通知陈仲信回校。告别了农民一家人,他怀着重上战场般的心情,踏上了归途。
          在学校里陈仲信还担任了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他尽心尽力地把这件工作做好。他忘不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是怎样使他激动。他要利用服务工作的有利条件让这些好书去影响更多的同学。
          一天,同学曹林来借书了,陈仲信把一本包着封皮的书递给他。曹林看到封皮上写着的是《啼笑姻缘》觉得很奇怪,陈仲信怎么会让他看这种书? 他把书还给陈仲信,让他给换一本别的。陈仲信也不解释,翻开封皮......啊,原来是曹林想看了很久的《西行漫记》。
         这年暑假,陈仲信初中毕业。在毕业考试中他考了第一名。他可以免试升入建承中学高中部,况且他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在建承中学他可以领取奖学金。但是,党组织作出了决定,为了开辟学生运动的局面,要求一批党员以报考学校的方式打入其他学校,开辟那里的 工作。这个决定对于壮大民主力量,发展党的事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陈仲信毅然遵照组织的决定报考了教会学校清心中学。
          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就要分手了,今后每个人都必须独立地在新的环境中挑起党交给的工作重担。战友们纷纷握手告别,互相鼓励要做一颗革命的火种。"

       (五)做革命的火种
          经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陈仲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心中学。
          清心中学是一所有着严格校规的教会学校。两扇大铁门终日关闭着。学生绝大部分是寄宿生,只有一小部分走读。陈仲信是少数走读生中的一个。家庭经济的困窘使他付不起清心中学昂贵的学费,他是考取了名额有限的奖学金后进校的。
          窒息的空气,每周一次的祷告,班里的同学又大都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有的还是从重庆来的"达官贵人"的子弟,少部分家境不富裕的学生也是终日只知道埋头读书,周围找不到谈得投机的同学。陈仲信感到苦闷,他是多么怀念母校建承中学啊,虽然建承中学没有大草坪,运动场、游泳池,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但是建承中学有热情的同学,和蔼的老师,民主的空气,有自己的许多同志,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却是清心中学所没有的。党把他派到清心中学,是要他做一颗革命的火种,把清心中学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啊!
         开学已经快两个星期了,工作还无从着手呢,这不能不使陈仲信感到十分焦虑。他重新温习了领导的指示:"首先要从团结同学着手,然后再慢慢寻找开展工作的机会。"虽然他已经认识了班里的大部分同学,但是怎么和他们进一步律立起友谊呢?友谊离不开真诚和互助。
         优异的学习成绩,加上无私地热情地帮助同学,使陈仲信渐渐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被选为级长,为今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要在这样一所古板、守旧的教会学校里打开局面,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靠一颗火种能燃起熊熊的烈火吗? 刚满十八岁的新党员陈仲信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缺少独立工作的经验,环境又是那样的不利,如果能再派一个同志来该多好啊。一天他把自己的苦恼和希望一古脑儿地向上级领导同志谈了。领导很注意地听完了他的话,平静地对他说:"没有人了,只有依靠你自己的力量去打开局而。"上级领导似于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事实上也确是调不出入手了。他对陈仲信说:"现成的人,我没法给你派来,但是可以通过你的工作去发现、 培养出来。团结的人多了,工作自然就容易开展了。"陈仲信从此完全摆脱了依赖思想,独立工作的能力慢慢也增强了。
 尽管陈仲信是那样的讨厌宗教活动,但是由于音乐教师认为陈仲信唱男低音音色好,把他选进了唱诗班。陈仲信认为这样可以了解宗教活动的情况,多接触一些同学,交一些朋友,对开展工作有利,于是他也就认真参加了唱诗班的活动。每个星期要化去两个晚上的时间 练唱,但他却并不认为可惜,因为在这两个晚上他可以接触到全校许多班级的同学,通过他们他还可以和更多的同学取得联系。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了伟大的转折点,国民党反动派对"国统区"人民的统治日益残酷,就是标榜"平等、博爱"的教会学校一一清心中学,警备区也派了教官,开设了军训课,进行制式教练和反动思想的灌输。同学们对上这样的课本来就没有兴趣,姓支的教官又经常找岔子对同学拳打脚踢,更激起了同学们的反感。一天,这样的拳打脚踢降落到孱弱的新同学张灿的身上。张灿刚转学到清心,对制式操练的动作还不熟练,姓支的教官又鬼得很,从不站在队伍前面指出你的错误,而是站在队伍后面,看谁做得不对,猛一脚蹋在你的脚胫 上,让你冷不防摔下去,还要两脚靠拢着马上跳起来。
         这一天,待同学们听到"抨"的一声时,张灿已经摔倒在地上了,他马上忍着痛爬起来,但更跟不上队伍了。"立定",教官一声吼,同学们都为张灿捏一把汗。凶神恶煞的支教官已经走到了张灿的面前,眼看一场祸事就要临头,大家的心都似乎吊到了嗓子眼上。正在这关 键的时刻,只听得一个沉着有力的声音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教官说:"他是新来的同学,身体也不太好。"正要发作的教官听得这一声,愣了一愣,回头一看,只见级长陈仲信迈着稳重的步伐向他走来。他心虚了,但仍蛮横地嚷道:"新来的又怎么了,违反了规矩就要处罚。"那副瞪着眼、张大嘴的样子简直要吃人。陈仲信两眼直视着他,用威严的声音理直气壮地说:"正因为是新来的,你要处罚我来代"这最后三个字好似千钧力,教官的肩头微微震动了一下,看到同学们都眼睁睁地盯着他,自知众怒难犯,只得皮笑肉不笑地说:"这次便宜了他。" 一场灾祸总算避免了。
         下课后,陈仲信扶着被踢痛脚胫的张灿,走到游泳池边的树萌下,并肩坐下。张灿的脸色气得煞白。他们望着远处熙熙攘攘的球场,绿茵茵的草地,沉默了一会,陈仲信突然问张灿:"听说你很爱唱歌。"张灿惊奇地抬起头来望着他,顿了一顿,回答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陈仲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说:"我们一起来唱一支歌吧,"他低低地哼了《五月的鲜花》,张灿也跟着他哼了起来,歌声使他们似乎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歌声停了,思想却还在奔驰着。陈仲信想到了建承中学的日日夜夜,想到第一次参加反内战示威游行的时候......他望了望张灿,张灿苍白的脸上似乎也由于唱歌而泛起了两朵红晕。"应该使张灿变得坚强起来。"陈仲信鼓励他说:"我们应该向歌词中的他们学习,顽强地和法西斯作斗争,不能太软弱了,否则真会吃了你。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好了。我叫陈仲信。"张灿感激地点了点头。
          对反动教官的反抗终于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天,全班同学都去操场集合上军训课,不知什么原因,等了好久,也不见那姓支的教官来,同学们都觉得奇怪。忽然别班有个同学跑来告诉大家,教官在抄同学们的宿舍。顿时大家都嚷嚷了起来。同学们都知道这个姓支的 家伙平时偷鸡摸狗,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有几个同学急了,陈仲信的心里更急,因为他常有些进步书刊借给同学们看。这种卑鄙的特务勾当是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学生经常干的。陈仲信担心的是书刊被特务发现引起麻烦。他机警地提醒大家"前几次抄宿舍,不是有的同学 丢了东西吗?"这一声就像一枚炸弹,顿时人声鼎沸,大家一哄而起,朝宿舍奔去,一面跑,一面大声嚷嚷,"快回宿舍,看不要丢了什么东西!""谁不要脸在偷东西!"正在宿舍里上上下下翻抄同学们的抽屉、床铺的支教官,听得场上人声沸扬,声音越来越近,只得偷偷地像丧家犬似的夹着尾巴溜走了。从此他再不敢公然查抄同学们的宿舍了。自从这次事件以后,陈仲信在班里的威信更高了,一些正直的同学都爱接近他,张灿在他的影响下慢馒地也参加了联络工作。
         工作虽然有了一点起色,然而困难也不少,陈仲信是多么想得到点帮助啊。党组织了解他的心事。
          一个深秋的夜晚,月亮被云层遮住,只有几颗运动的小星星从云缝里钻出来眨着顽皮的眼睛。整个城市渐渐地安静了。在沪西区一条弄堂的一个小亭子间里,几个年轻的中学生低声的谈话却越来越热烈。他们都是分布在各教会学校的地下党员,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初次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有着说不完的话。如何利用合法手段开展工作,如何发动受约束极严的教会学校的同学关心政治活动,参加社会斗争,都是他们的话题。屋子的主人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他受组织的委托让这些本来素不相识,但却在从事着相同事业的年青人互相认识。他们中有圣约翰大学附中的盛祖勋、麦伦中学的张同志、清心中学的陈仲信等。约大附中的盛同志对陈仲信尤其留下了好印象,"他考虑问题是那样细致、缜密,他对事业是那样充满信心,他的斗争方式又是那样机警灵活",盛祖勋很想会后能和陈仲信再多多地交换些意见。巧得很,组织上派他去联系的人正是陈仲信。工作上的联系使他们的友谊日益加深,在独立工作的困难环境里,他们互相给对方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陈仲信和同志们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一天他遇到了建承时的徐文倩同志,徐文倩的情绪不大好,她是和陈仲信差不多时间入党的,初中毕业后,根据组织的安排,她考进了复旦附中。由于开展工作没有经验,引起校方注意,被开除了,同时失去了 与党组织的联系。陈仲信安慰了她,让她看到自己工作的成绩,同时又批评了她没有积极去找组织关系的错误思想。他热情地帮她向上级汇报,又具体地向她传达了联络方法和联络暗号,直到确知徐文倩已接上了组织关系才放心。后来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徐文倩考进了护士学校,在那里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她十分感激陈仲信在关键时刻对她的帮助。
         1947年的冬天,几乎每天都有很多衣衫褴褛的穷人和外省来上海讨饭的灾民倒毙在街头。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政府把大量经费用于购买美国军火,却丝毫不管穷人的死活。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济大学的学生首先发动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并向全市大中学校倡议。救饥救寒运动立即在全市开展起来,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卷进了这一热潮。
         由于地下党员的工作,就连一些教会学校也有不少同学走上了街头。清心中学在劝募的风暴中,一潭死水也终于被搅起了浪花。在陈仲信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社会上轰轰烈烈的劝募寒衣运动使陈仲信的心情不能平静,他费尽了心计,终于在校内也开 展了劝募寒衣的活动。
          冬天过去,春天到了,新的学期又开始了。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喜人。在"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劝募寒衣使清心中学的进步力量得到了初步的锻炼,但是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是很艰巨的。在陈仲信的努力下,1948年6月在上海学生举行的"反美扶日"示威游行队伍中终于也有了清心的同学。
          陈仲信的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公布期终考试成绩时,一向名列前茅的陈仲信,数学、化学成绩却被评为不及格,按规定要留级,当然取消了领奖学金的资格。陈仲信心里明白,这是在变着法子赶他出校门了。取消了奖学金,教会学校昂贵的学费他是无法支付的,他再不能在这里工作下去了。
           他向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他目前的处境,组织上决定给他调一个环境,但因他在清心已培养成熟了一名发展对象,党组织暂时派不出同志去联系,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继续负责联系清心中学的工作。两年来,他的努力见到了成效。

        (六)在群众中扎根
          1948年9月,党组织为了有利于开展党的工作,把陈仲信从南市调到了沪西,进了地下党办的省吾中学。想不到和他接头的却是他建承中学时的老同学范敬业,两位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自从初中毕业后,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他们很少见面,更不用说好好地叙一叙了。现在在这黎明前黑暗的日子里,能和老战友一起投入推翻旧世界的斗争,陈仲信感到很高兴。
          范敬业接连被中正,京沪两所反动学校开除出来,组织上把他从虹口调到沪西,来接替已经毕业了的上一届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范敬业性格开朗,多才多艺,机警灵活,办事果断,并有进步学校和反动学校的工作经验,担任支部书记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陈仲信忠厚笃 实,平易近人,善于和人促膝谈心,他担任了组织委员;另一个和陈仲信同时来的姚解生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幽灵",他是宣传委员。三个为旧世界所不容的造反者汇合到一起来了,尽管性格不同,但却一见如故。陈仲信最讨厌空头理沦家,姚解生和范敬业也反对教条主义,对于只做理论探讨不重革命实践的人。轻蔑地谥之曰"布尔乔亚"。
        第一次的支委会在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召开了,在姚解生家的亭子间里,爱说话的姚解生作为主人,一边招待着两位同志一边问陈仲信是怎样到省吾中学来的。沉默寡言的陈仲信只是微笑着。倒是范敬业抢先代他说:"他是从清心中学来的,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那个教会学校里还得过奖学金哩。他就是靠奖学金读完高中二年级的。后来因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公然‘造反’,违背圣经的教义,自应受到上帝的‘惩罚’,便把他一脚踢出校门。"陈仲信仍是微笑着一句话也不讲,只是用眼睛示意范敬业,不让他继续往下说,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闪现着智慧的光芒。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遭遇使三位战友的心贴得更紧了。
         姚解生有个坏习惯,爱用笔在纸上乱划乱涂,有次开支委会时他也随手在纸上划起来,被陈仲信一把按住了手。按照纪律,无论是听上级领导同志传达党的指示,还是开支委会作决议,都是不能留下任何记录的。姚解生自知疏忽了,在讨论工作的时候,乱划乱涂难免 会把讨论的内容泄露在纸上,万一这张纸落到了坏人手里,后果是很严重的。他接过陈仲信递给他的火柴就把纸烧掉了。陈仲信的警惕性确实比他高,姚解生记得有个星期六,是他们开支委会的日子,他约陈仲信放学后一起走,陈仲信却让他先回家,以后几次陈仲信也从 来没有和他一起走过。后来陈仲信建议支委会不要固定在星期六开,怕坏人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支委会采纳了他的建议。目睹过国民党暴行的年青人,深知这不是什么过份的小心,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陈仲信的谨慎正是 他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表现。姚解生心悦诚服,他决心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在陈仲信的提醒下,后来他再也不在纸上乱划了。
         由于党支部三个同志都是新来的,对情况不够了解,工作一时进展不快,领导同志要求党支部分析一下原因。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省吾中学在历届党支部领导下,工作基础是好的,现在应该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在活动中团结、教育更多的同学。范敬业建议动员全体党员都去做兴趣爱好活动的骨干,没有什么特长的也和群众一起参加各项活动。很快歌咏、舞蹈、读书、时事新闻、壁报...... 等活动就在全校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新的班级干部被同学们选举出来了,陈仲信当选为高三级的级长。同学们把他视为一个家庭中可信赖的大哥哥,他也关心着每个同学。新同学石良耘刚刚转学进来,因为家境困难,没有钱买新课本,正为课本没有借全在焦急,级长陈仲信站在她的课桌前了,关心地问她: "课本借全了吗?"当他知道新同学还有好几本书没有借到时,就安慰道:"不要着急,大家帮你想办法。"过了不几天,他就把书借来了。当石良耘接过这几本包着书皮的旧课本时,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起。
          文娱活动和读书活动吸引了许多要求进步的同学。交朋友的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连许多低年级的小同学也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初二年级的励汝丰是在歌咏队里和陈仲信交上了朋友的。他们每天上学都一起走一段路,一边走,陈仲信一边轻声地给励汝丰讲革命道理,话虽不多,但对励汝丰的感染力却很强。励汝丰深深地崇敬着陈仲信大哥哥。他记得当他们初二的一些同学第一次去交通大学参加集会后,是陈仲信护送他们回家的。当时,一些同学看到交大校门口石桥边虎视眈眈注视着过往同学的特务,有些害怕。陈仲信便领着他们说说笑笑,镇静地走过石桥,一路上还给他们传授了摆脱盯梢的办法。在陈仲信的影响下,励汝丰参加了地下党。有一次组织上通知他国民党要大逮捕了,为安全起见,要他不要回家住。他正为不能向家里索取生活费在发愁,陈仲信知道了,给了他一枚银元。励汝丰知道,陈仲信身边也不会有多少钱,他也不能回家去住,便不肯拿。陈仲信用命令的口气说:"我还有办法,你年纪小,带着以防万一。"励汝丰怀着感激的心情接过这一枚银元,把它带在身边,直到情况稍稍缓和后,才把它还给了陈仲信。励汝丰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和班上的另一位地下党员错误地认为,干革命就可以放弃学习了。这情况被党支部了解后,范敬业和陈仲信严肃地找他们谈话。在音乐室的门口,范敬业问他们:"听老师说,最近你们功课不做,考试成绩很差,你们这样下去怎么行呀,你们成绩不好,班里同学就瞧不起你们,你们讲话就没有威信。"范指着陈仲信说"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在我们班威信很高,大家选他当级长呐。"陈仲信谦虚地说:"你看范敬业这样热心忙碌为同学服务,学习也从来不放松,我们都应该学他的样。"两位小同学听了惭愧极了,从此他们再也不放松学习了。
          新同学石良耘,在陈仲信的动员下也参加了歌咏队,她本来是爱好京剧的,有时唱歌会不自觉地带出京剧腔,有一次在练唱时,有同学笑她变了调,她很不好意思,练唱情绪顿时低了下来,她向陈仲信提出,不参加歌咏队了。陈仲信看出她有情绪就耐心地对她说:"我们组织歌咏队不是为了表现某个人的歌唱天才,而是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学,用歌声来向同学进行宣传。让同学们笑两声怕什么,我不会舞蹈,有时也跟着大家跳,也有同学笑我呢。为了革命,我们不会的,可以学么。"听了陈仲信的话,石良耘的心情开朗了。是呀,干革命怎么能考虑个人得失,扭扭捏捏呢。从此以后,她照旧积极参加歌咏队并在唱歌时努力注意不唱出京剧腔来。
        学校有个篮球场,但同学们都不去打球,原因一是当时省吾的同学不大重视体育,二是爱打球的少数几个同学又被大家认为是落后学生,不愿和他们一起打球。党支邵决定发动同学打篮球,陈仲信、高炜、季光中等都会打球,就在同学中带头,从此篮球场上就大大地活 跃起来了。
          新的党支部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地下党员们也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七)一九四九年的早春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了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共43人。省吾支部把报纸上刊载的名单用壁报形式抄录公布,引导同学讨论为什么中共中央要提出惩办战犯,控诉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假意表示愿意与中共和谈。但蒋介石未下台。1月21日蒋宣布"引退"。1月24日,李宗仁接任代总统,1月27日,李致电毛主席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这一段时期内,省吾同学一直在进行和谈问题的讨论和宣传活动。当时同学们的思想主要是希望中共不要与国民党谈判,解放军快点打过长江来,解放全中国。同学们不理解与国民党谈判的意义,怕中共上当。党支部对同学做宣传工作,讲清:1.谈判必须按中共所提八项条件。2.谈判如能成功,可避免一些破坏和牺牲,对人民有利,北平和平解放就是先例。3.不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一定要渡江解放全中国。
         高三年级是全校最高的年级,一举一动对全校同学都有影响。级任施老师建议开个讨论会。作为高三级长的陈仲信一向和老师配合默契。长期的相处,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互相了解,虽然互相并不公开身份,但却心照不宣。老师的建议正合陈仲信的心意,他心领神会,马上着手准备。
          讨论会上,发言同学热烈踊跃。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五项条件"遭到了痛斥,大多数同学都认为一定要按照中共的八项条件去解决问题,这才是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陈仲信是会议的主持者,他没有讲多少话,只是在给会议作总结的时候讲了两个寓言故事, 一个是人们早已熟知的《东郭先生和狼》,一个是伊索寓言《农夫和蛇》。当时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已经传达到党员中,中共中央的八项和平条件已经见报,陈仲信不失时机地及时把党的方针政策通俗地向群众作了宣传。
         敌人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虹口区的几所较大学校的地下党组织相继被破坏。上级党组织通知省吾中学抽调一批党内外积极分子打进去。叶良昞等十多个高一、高二的同学接受了任务。但是用省吾中学的证件肯定是进不去的,他们用湖北一所已经停办了的中学的证件去
         报考京沪中学,但是口音不对,被主考听出来了,未被录取。中正中学是一所更为反动的学校,学校地下党组织刚被破坏,二人被捕入狱,五人被开除出校,急需充实力量,他们又改名换姓前去报考。为了确保能被录取,陈仲信提出要代他们去考,他还邀请了会讲普通话的同班同志季光中一起上阵。当然在这种学校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们在分析了形势后,果断地作了决定,代二人考试,对其他人在考试前分别作辅导。
        考试那天,陈仲信穿上了范敬业以前在中正中学读书时穿的国民党军装,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考场,沉着地把准考证放在桌子上。他一拿到卷子就尽量快做,想在监考官验证之前把卷子交上去。但做题总得化时间,就在他还剩最后两道题的时候,验证的监考官来了,他拿起准考证发现相片上的人不像,正在犹豫捉摸时,陈仲信抬起头,神气的瞪了他一眼,又埋头作题去了。对于腐朽没落的政党来说,这一身军装,这神气活现的眼睛象征着权力与威势,谁知道是哪一位达官贵人的子弟呢? 监考官走开了,他不敢得罪那些大官们。新生入学后,学校非但没有发现破绽,反而大力宣传今年高二插班生的考试成绩是多么理想。这些"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后来利用靠近敌人心脏的有利条件给解放军侦察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里也有陈仲信的一份功劳。
        春节快到了,学校已放寒假,老师们也大多回家了。校园里静悄悄的,已是黄昏时侯。陈仲信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匆匆赶到学校。他是来交学费的。昨天哥哥厂里发了一笔年奖,这对于经济一直困窘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数字,可以用来好好过个年了,母亲脸上露出了 一丝笑容。陈仲信却想到了学校和老师。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学校发不出薪水,只能供给老师一日三餐,吃的是两稀一干和一大碗咸菜。就是这样,老师们边吃还边打哈哈,笑嘻嘻的。为了帮助学校度过难关,许多老师都不拿薪水,学生会还在学校和社会上开展了助学募捐活动。陈仲信知道学校是红色据点,学校存在下去,革命力量才能集聚在这更,他有义务帮助学校。他说服了母亲和哥哥,拿出了其中的一部分来交学费。当他推开季老师办公室的门,从口袋里掏出带来的钞票要缴给季老师时,季老师对他说:"你是免费生,学校不收你的学费。"他脸上露出恳切的神情,要求季老师一定收下。他说他知道学校很困难,这也是他应尽的一点义务。季老师是了解他的家境的,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但无论如何不能收他的钱,化了好大的气力才把他劝说回去了。

      (八) 在工人夜校
        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党组织要陈仲信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工人中去,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负责省吾夜校党小组的工作。
        工人夜校的学生都是附近工厂、商店里的青年职工和学徒。小小的年纪为生活所迫,不能进学校读书,却必须每天去做十几个小时的工。现在到夜校来,不仅因为可以学文化,更因为老师能给他们解除心中的苦闷,指出光明的未来。
         一天数学课后,陈仲信在黑板上写了"工人歌"三个字,今天他要教大家唱一首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的歌。他用男低音唱了起来:"生活像泥河一样的流,机器吃我们的肉......常见父亲打他儿了,丈大敲他们的老婆......全世界工人兄弟,团结联合一条心,为了光明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不整齐的声音随着节拍唱出了深沉的旋律。陈仲信的眉头皱起来了,声音为什么这么轻,唱到"常见父亲打他儿子......"时,声音中断了,有的工人若有所思,有的工人不好意思地笑了,再唱一遍,还是这样。第一次的教唱失败了。是什么原因使工人唱不下去呢?夜校下课后,他和同志们研究着原因。"难道工人本来就是这么粗暴不讲道理的吗? 是心里痛苦啊! 要让他们明白痛苦的根源是什么,他们才会团结一致起来斗争。"第二天上完课,陈仲信先让工人们讨论歌词。他启发他们:"难道做父亲的愿意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打儿子吗?"这一下教室里就像煮了一锅沸腾的开水,有的说:"老板不是东西,物价涨得快,他的钞票发得晚,生活过不去。"有的说:"我本来不想发火,不知怎么的回家就发脾气,事后也很懊悔。"于是陈仲信就给大家分析,从经济生活追究到政治原因。他问工人,为什么生活会一年不如一年? 资本家心狠手辣,工人一眼就看穿了,为什么今天领了工资可买两斗米,过了两天就只能买一斗、半斗了呢? 还有贪官污吏,美国兵横冲直撞,特务多如牛毛,人民饥寒交迫......陈仲信把这一切剖析开来,工人就抓住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一一国民党反动派。他们认识到蒋家王朝不推翻,工人就不会翻身。思想上起了一个飞跃,
         唱起歌来就格外有劲。虽然人并不多,声音却特别响亮。
         经过夜校党小组的工作,慎重地在夜校工人中发展了工人协会会员。

       (九)迎接上海的解放
          上级领导同志带来了好消息,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南下了,学生党支部的任务是做好"应变"工作。同志们在小礼堂的墙上挂上一幅大地图,每天用小红旗标出解放军的进军情况。为了及时向同学们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王宝善等地下党员还在家中秘密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所以我们地图上所反映的形势,比当时报纸上的消息更快。
          省吾校园里早已洋溢着解放的歌声了。陈仲信和其他几位同志就是教唱员。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学唱"国际歌",学唱"我们的队伍来了"等歌曲。为应变筹集的米都汇集到学校里了。党支部还接到了为解放军准备一顿干粮的任务,女同学们煞费苦心,分散到十几家店铺定蒸了米糕。宣传队的同志们在准备着红、绿传单,布告。表面上一切依然如故,该上课时还是上课,下课后文娱活动仍是那样活跃,但人们的心里啊却荡漾着压抑不住的欢乐。
         盼望己久的解放就要到来了,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还会有被捕、失踪,牺牲的可能。
         陈仲信参加了人民保安队的筹建工作。每天晚上,他都骑着自行车到处奔走。利用省吾夜校教师的身份到附近工厂去找夜校的学生。他们都是工人协会的会员,是自己的同志。陈仲信通过他们和厂里的工人群众建立了联系,发展了人民保安队员。他还领导了圣约翰大学教育系的地下党员通过爱群夜校组织人民保安队的工作。夜深了,反动派的"飞行堡垒"在马路上飞驰狂叫,故人还在作垂死的挣扎。陈仲信却毫不理会,他沉着仔细地听着汇报,他要对人民保安队每个队员和干部的情况都了解得具体清楚了才罢休。有一位同志汇报说,"泰利铁工厂的工人同志躲过了老板的眼睛,在为人民保安队筹集武器,磨制匕首......"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他巧妙地进入泰利铁工厂,亲自去实地观察,了解工人打制匕首的情况。上海人民团体所属人民保安队正式成立了,陈仲信担任了长宁指挥站第二大队大队长的职务。
         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在上海郊区对国民党军队展开猛烈的攻击。上海市区已经清晰地听到近郊传来的密集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陈仲信最后一次去各处检查人民保安队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他来到了圣约始大学地下党员陈保齐的家里,看到陈保齐的妈妈也在协助缝制臂章。平时说话不多的陈仲信这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亲切地对陈妈妈说:"上海就要解放了,我们大家就要过好日子了。"这一语道破了人们心中多少年的夙愿响!连陈保齐在小学读书的妹妹也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声叫着:"啊,要过好日子了!"
          检查完工作,陈仲信赶到姚解生家里去参加支委会。开完会,时间已经很晚了,姚解生留陈仲信在家吃晚饭,因为姚解生知道陈仲信常常会因为回家晚了而没有饭吃。有一次听领导同志传达文件,天气很冷,会开得很晚,陈仲信随口说了一句:"会开晚了,回家没有饭吃。"姚解生要留他吃饭,他不肯,摸了摸里头的口袋,掏出一些零钱,说;"吃饭够了。"一连三个星期六,他换了三件旧大衣,领导同志也很奇怪,问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旧大衣?他苦笑着说:"我没有大衣,是出门时同志们给我披上的。"他的经济很困难,领导同志曾对他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可以免缴党费。但陈仲信总是按时缴党费,从不拖欠。他感激组织的关心,但他牢记着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5月24日晚上,是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夜。陈仲信第一次答应在姚解生家吃晚饭,饭后他回学校护校值班。半夜了,有的同学已经休息,陈仲信到屋外巡视了一周后回来,坐在地板上,他微微仰着头倾听着阵阵炮声,炯炯发亮的眼神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兴奋地低声对坐在旁边的同学石良耘说:"你听,我们的大炮,上海就要解放了!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到来,我们要加紧地工作来迎接胜利。"石良耘也被他兴奋的情绪感染了。她是陈仲信发展入党的新党员,她永远忘不了陈仲信带领她举手宣誓时的情景。那是在二楼教室外狭长的小阳台上,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了,夜校还没上课,校园里一片寂静,她跟着陈仲信举起右手,一字一句地向党宣誓:"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革命到底,决不动摇......"那天陈仲信和她握手,祝贺她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谆谆嘱咐她要珍视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要严守党的秘密,即使遭到敌人迫害,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使党和同志受到损失。并且还送给她两件奇特的东西作为入党留念,一件是黄豆粒大的蒋光头铁像,一件是像小镊子似的小尖刀。他解释说,送这两件东西是要她时刻记住蒋介石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我们要和他斗争到底。她含着泪收起了这两件东西,从肺腑里迸出了两句话:"请党相信我!请党考验我!"她和陈仲信同在夜校教课。记得有一天晚上,陈仲信开完党内会议已是临近半夜戒严时间了。陈仲信怕同志们在回家的路上出事,就给大家在附近找住处,等他安置好所有的人,再没有容身的一席之地了,他不声不响地骑上自行车冒着戒严后的危险回南市的家中去了。同志们都被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在夜校党小组一起工作时,他们曾多少次地向往美好的未来,现在光明就在眼前了,蒋介石将彻底垮台了,怎么能不令人兴奋,陈仲信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神情,轻轻地说:"解放了,我们该多么幸福。如果我们还能在学校里,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读书,过去我们学得实在太少了,如果需要我们去工作,不管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贡献出全部力量。"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但是,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解放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还长着呢,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去迎接一切风浪......"明天,明天该是多么美好啊! 年轻的共产党员已经准备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建设祖国美好的明天。

        (十) 牺 牲
          天渐渐亮了,黎明的曙光穿透了夜空。经过了一夜的激战,密集的枪声变成了稀稀落落的冷枪。马路上出现了解放军,苏州河南岸的沪西区已经解放了,省吾中学护校值班的同学们完成了最后一夜的护校任务,虽然有的眼睛熬得红红的,有的眼圈也发黑了,但个个精神 焕发。解放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呢?
         陈仲信吃过早饭站在教室外面狭长的小阳台上,望着西北方还不时响着冷枪的地方,微微皱起了眉头。春风吹拂着他的衣襟,清晨金色的阳光侧射在他的脸庞上,使他显得格外庄严。今天他要去人民保安队指挥站参加布置任务的重要会议,上海解放了,人民保安队要立 即出动,维护社会治安。
         他推着自行车准备出发了,几个同学拦住了他,耽心地说:"路上太危险了,等一等再走。"空中不时地划过一声声冷枪,陈仲信毫不理会,回答说:"不能迟了,会议是早决定了的,关系到西二区的治安保卫工作,我多加小心好了。"他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沿凡皇渡路向静安寺踏去。赶到约定的地点,同志们叫他一起乘小汽车去设在圣约翰大学的长宁区指挥站,他不坐汽车,说:"坐车安全,但会后开展工作还是骑车方便。"陈仲信尾随着小汽车朝指挥站赶去。中山公园的大门已经封闭,抄近路去已不可能,他只能经过西站沿凡皇渡路走。经过苏州河边时,盘踞在对岸碉堡里的残匪向过路的车辆、行人打冷枪。一颗子弹正射在陈仲信的左腰部,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第二天中午,当同志们闻讯赶到出事地点时,看到陈仲信同志右手按着腰部,左手向左侧伸开,仰面朝天安详地躺在血泊中,脸上和身上沾满了血泥。下午,人民保安队的同志联系了救护车把他的遗体运到乐园殡仪馆。
         5月28日上午举行入殓仪式,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和省吾中学的同学一起把陈仲信同志的遗体抬进约大体育馆,省吾学生地下党支部同志沉痛地把支部书记范敬业用油漆画着火把,两旁写着"省"、"吾"校名的红旗盖在亲密战友陈仲信同志的遗体上。 入殓仪式十分庄严、沉痛,省吾同学几乎人人都来了。瞻仰遗容时,陈仲信烈士的亲密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范敬业第一个把身上的小黄花放在烈士的胸前,接着前来瞻仰遗容的长宁区人民保安队的全体队员和陈仲信同志的生前好友、同学、老师都照他的样把黄花放在烈士的身上。


      1949年7月1日陈仲信烈士追悼大会会场。上海市副市长韦悫、解放军上海警备部宣传部部长郑宇洪,共青团上海工作委员会李继陶、学联代表黄寿龄都在公祭会上致悼词。图为韦悫副市长追悼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学习陈仲信烈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勇献身精神。
 
       

   

陈仲信烈士追掉大会上社会各界赠送的挽联

 

 

      陈仲信烈士送葬的队伍以仪韵中学乐队为前导,烈士遗像后是烈士灵柩,再后是手持鲜花圈的省吾中学同学。烈士灵柩四周可见为烈士护灵的解放军战士。图中,游行队伍正逼近圣约翰大学门口。

        7月1日下午,在约大交谊厅,上海市学联主持召开了陈仲信烈士追悼大会,范敬业代表省吾学生党支部讲了话,介绍了烈士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着重强调革命战士要有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接着是保安队员代表讲活。韦悫副市长亲自到会致哀。他说,看到一个青年学生的模范,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之前却倒下了,他的悲痛无法形容。但另一方面,为了陈烈士在革命工作前提下光荣牺牲而感到安慰,为着报答陈烈士的英勇牺牲,希望青年朋友们全心全力肃清反动残余势力,粉碎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 。上海市军管会当众宣布:“陈仲信同志是党的好儿子。”并宣布他为革命烈士。陈仲信同志是全上海解放前夕最后一个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唯一牺牲的人民保安队战士,他的灵柩安葬在八仙桥公墓 。(现已迁葬龙华烈士陵园)

龙华烈士陵园陈仲信烈士墓

        (十一)永久的悼念
         “安息吧同志,用你的血写成了一首悲壮的诗这虽是黑暗的尽端,也就是光明的开始,千百行的眼泪洗着你身上的花朵,千百双粗壮的手继承着你的遗志......。"同志们唱起了陈仲信生前最爱唱的歌,仿佛烈士还和他们在一起。
          为了继承烈士遗志,省吾中学的同学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军参干,向大西南挺进,向未解放的地区挺进,要把红旗插遍祖国大地。
         为了纪念烈士,同学们把"星火亭"改名为"仲信亭"。第一届团支部成立之日,一批新团员来到这里,面对陈仲信大哥哥的遗像过了第一次组织生活。他们决心走烈士未走完的道路,继承烈士未竟的事业。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烈士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烈士怀抱的理想将由后人来实现。
         陈仲信烈士永垂不朽!

     (陈瑾瑜执笔) 1984年2月

 

2017-10-26
唐林宝烈士

        唐林宝 (唐志) 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自幼过着穷困生活,一家五口,依靠父亲踏三轮车维持生计。母亲和大姊解放前因身患疾病,过早地病逝了。父亲也由于长年积劳成疾,解放初去世了。唐林宝的童年、少年就是在这样困苦环境中度过的。
        唐林宝初中在鄞光中学,由于他为人耿直,思想进步,在地下党员的教育影响下,很快成为一个有魄力的社会革命斗争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1946年全市的助学运动,他组织同学上街宣传、义捐,并与同学们一起当“小报贩”,挣些钱资助贫苦学生继续求学。因此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同学,为发动同学参加学生运动作了组织准备。
         1947年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抽丁"等革命斗争,同进步同学一起,经常在深夜散发和张贴反蒋传单和标语。11月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反动派惨杀,唐林宝组织同学去杭州参加追悼会,进行抗议斗争。
         1948年1月参加抗议英帝九龙暴行示威游行,包围英驻沪领事馆。以及同济"一、二九"事件。6月"反美扶日"游行等一系列斗争。在反动派的军警、马队、飞行堡垒的镇压下,唐林宝毫不畏惧,始终同学生地下党员一起站在前列,带领同学们坚持斗争。
         唐林宝经过几年革命斗争锻炼、考验,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于1948年4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夏,唐林宝在鄞光初中毕业后,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升学。党组织决定唐林宝等几个学生党员暂不考高中,去向以后再定。他们经老同学的介绍到江湾76民校去教书,一面做群众工作,并自己动手刻写油印,筹集经费,出版了《老百姓》。在宣传进步思想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后组织上急令他们撤退。
         1949年2月,地下党组织决定唐林宝报考地下党创办的省吾中学高一下,这里革命工作基础好,更能发挥他的活动能力。他团结同学共同搞好班级工作,并教育同学要提高警惕,对付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他敢于与三青团员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并与蒋宗华一起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教同学唱革命歌曲,跳秧歌舞等。当时,唐林宝把工作重点放在省吾民众夜校。他担任夜校算术教师,在课后常常向夜校学生介绍解放全中国的时事形势,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喜讯,工人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痛苦等内容,启发青工要翻身就要跟共产党走,向黑暗社会作斗争。
         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他积极参加夜校同学各项活动。在省吾学生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夜校党小组通过瞿保康同志发展工人协会会员。在唐林宝的帮助下,李辉、袁锦民、石峰、吕曾、俞仁根、何耘、竺再琴、杨锦然等夜校同学参加了"工协"秘密组织,成立保安队,搞好护厂护校、护水电、护交通的"三护"工作,安排保安队长陈仲信与泰利铁工厂工人接触,做好江苏路一带的保安工作。
        1949年7月15日唐林宝改名唐志,根据组织意图进上海市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8月10日结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服从组织分配于月底到中央军委工程学校五大队学习,历任班长,政治干事。1951年调北京,在军委直属政治部保卫处工作,任总参政治部保卫干事。
        1952年“八一”举行第一届全军运动会,开幕式毛主席出席,为了加强保卫,唐林宝来到运动场,认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1958年部队掀起干部下连队当兵热潮,唐林宝认为自己是“三门”干部,他响应号召坚决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最后被批准到青海参加了剿匪部队。在连队很快学会了骑马,多次参加剿匪作战,整整待了一年。
         唐林宝十分好学。他自知文化程度不高,在军委参谋部保卫处“技侦组”工作,定要有丰富的知识,于是他废寝忘食,自学无线电方面的知识,很快就能自己组装超外差七管半导体收音机;自学俄语。为了丰富生活还学会小提琴、吉他和绘画,为了工作方便还学会了开“摩托车及有关技侦”专业。唐林宝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对本职工作勤勤恳恳,原则性强,对同志热情诚恳,团结互助,对自己严格要求,以革命利益为重,他不顾自己身体,顽强地工作。1974年4月唐林宝受理一件刑事侦破案,连续几个晚上未睡觉,实在太困时迷糊一会儿,到星期六案件稍有眉目,在领导和同志们劝阻下才回家休息。下午三、四点钟就开始剧烈头痛,因为实在太疲劳了,不想再走动去门诊部,认为过一会就好了。等他爱人下班回家,已是晚上七时,看他疼得厉害,去门诊部要了些止痛片,半夜更疼得难受,但他想到值班医生挺辛苦,不愿去打扰他们,忍耐到天亮再说。星期日八时后去门诊就医,医生见他疼得厉害,时间又拖得长了,就立即派车送医院会诊。谁知唐林宝下车时就休克了。当日下午开始检查,患脑蛛网膜血管破裂。第二天医院提出请苏州医学院新从国外回来的脑外科专家会诊,经总参首长批准,由部队派专机把医生接来,并请解放军总院脑外科专家一起会诊。由于体质太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专家意见先冬眠处理,半月后视情况手术修补。后来因并发肺炎,抢救无效,于1974年5月2日因公逝世,终年42岁。唐林宝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1983年国务院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唐林宝(志)革命烈士证明书


省吾中学烈士纪念碑 1990年5月26日落成

省吾烈士纪念碑改建落成 范敬业同志致词 1990年5月26日

 

 

2017-10-26
长宁区烈士英名录

      编者按:《长宁区烈士名录》摘选自《长宁区英烈志》,是至1986年11月为止属于长宁区发证的213位革命烈士的名录,按照烈士牺牲时间先后为序。

 梁纯叶,男(1899-1924),广东省中山县人。一九二四年在广东中山县乡农民协会任常务委员,同年在开会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广州市遭杀害。
郑长璋,男(1901-1927),福建省宁德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入党,在福建省宁德县开展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在福州市被捕牺牲。
杨培生,男(1877-1927),浙江省宁波市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参加革命,同年六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遇难后,继任委员长,曾去武汉出席党的“五大”。同年七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于上海。
寥家初,男(1909-1928),上海市嘉定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六年入团后转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嘉定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嘉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一九二八年四月领导“五抗”斗争。同年五月十一日被国民党逮捕,十五日在嘉定西门高僧桥牺牲。
施良才,男(1908-1928),江苏南汇(现上海市南汇县〉 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王增涛,男 (1905-1929),江苏省江阴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江阴县长泾区委任委员,一九二九年赴无锡参加武装活动被捕牺牲。
卓兰芳,男(1900-1930),浙江省奉化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四年入党,任中共中央巡视员浙江省委书记,一九三○年十月被捕牺牲。
姜巧林,男(1904-1930),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红军十四军战士,一九三○年在东五里墩战斗中牺牲。
于咸,男(1908-1931),江苏省如皋县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冬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如(皋)泰(县)工农红军队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八月在江苏如泉大西庄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在突围时牺牲。
陈学依(伊),男(1900-1932),湖北省靳春人。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靳春大同特区苏维埃政府任秘书长,一九三二年初由于张国焘推行极左路线,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于大同。
姜辉麟,女(1897-1932),上海市松江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入党,任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员,一九三二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同年冬在南京被捕,后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刘伯坚,男(1894-1935),四川省平昌县人。一九二三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当选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三月在信丰、会昌交界处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负伤被捕,被杀害于大庾。
杨季豪,男(1914-1937),上海市人。国民党中央航校三期毕业,任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三十中队中尉本级队员,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杨驾机轰炸上海敌军,返航途中,因故障机毁人亡。一九八六年七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侯伯泉,男(1909-1938),上海市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任淞沪游击纵队三支队中队长,一九三八年八月率部队在诸翟被日伪军包围,在肉搏中被捕,杀害于何家角日军沪西司令部。
夏正乾,男(1910-1938),上海市青浦县人。一九三六年冬参加革命后从事游击队联络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因汉奸告密被捕牺牲。
项泰,女(1916-1938),江苏省吴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任《新华日报》社编辑,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沦陷前夕乘船去重庆途中遭敌机轰炸牺牲。
张冠军,男(1888-1940),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党员,任中共海门县委委员,一九四○年因积劳成疾病故,后追认为烈士。
薛洪宝,男(1898-1940),江苏省常熟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任江南抗日根据地周庄区税务所组长,一九四○年二月在江南周庄区茂龙乡第六村被敌杀害。
续守忠,男(1922-1940),山东平邑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四月入党,任鲁中军区三团二连连长。 一九四○年十月在天宝山战斗中牺牲。
周达明,男(1914-1941),浙江省绍兴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新四军青昆支队副支队长,一九四一年率部队去松江县天马山与浦东部队会师,途经青浦县青西谢石关村时遭敌袭击,在战斗中牺牲。
王传穰,男(1920-1941),江苏省苏州市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新四军三大队五团政治教员,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任党支部书记,不久被转移到茅家岭监狱,参加领导绝食斗争,组织暴动委员会。-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夜,在越狱时被捕牺牲。
戴霖(锡度),男(1897-1941),江苏省江阴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任江苏省江阴县南郊区惠文乡乡长。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当地被日寇逮捕后牺牲。
李伟鸿,男(1912-1941),广东省三水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入党,系三水县地下党工作人员,一九四一年在芦芭镇附近被日寇炸伤抢救无效牺牲。
王一标,男(1923-1942),浙江省余姚县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游击队文化教员,一九四二年四月在余姚县泗海乡与日寇战斗中牺牲。
王长法,男(1912-1942),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四○年十月参加革命,新四军武进警卫连战士,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南夏墅乡东城门作战时牺牲。
徐华林,男(1910-1942),江苏无锡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常备大队大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在江阴树山被日寇包围光荣牺牲。
丁良,男(1922-1942),江苏无锡市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十八旅五十四团战士,一九四二年在苏北高邮县宝兴地区反清剿战斗中牺牲。
丁志仁,男(1924-1942),江苏省无锡市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十八旅五十四团战士,一九四二年九月在苏北高邮县宝兴地区反清剿战斗中牺牲。
邓国强,男(1911-1942),广东省韶关市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任民运干事。一九四二年在江苏省句容地区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陈福,男(1909-1942),江苏省丹阳县人。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在曹甸战斗中牺牲。
唐端叔,男(894-1943),江苏省苏州市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苏南四分区四方桥镇税务稽征员。一九四二年在江都县顺江洲四方桥镇被日寇逮捕,一九四三年二月牺牲。
徐冠伍,男(1918-1943),江苏省射阳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入党,任射阳县陈坝区武装中队长, 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岗西草捻口被叛徒杀害。
姜松樵,男(1909-1943),江苏建湖人。一九四○年参加革命,任江苏省建湖乡乡长,一九四三年七年在建湖地区被敌逮捕杀害。
丁学高,男(1919-1943),江苏省泰兴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江苏省如皋独立团营教导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江苏省如皋县为掩护部队撤退与敌作战中牺牲。
韩庆祥,男(1887-1943),浙江省余姚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任浙东游击队交通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苑学文,男(1923-1943),山东省掖县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入党,任八路军胶东军区十三团三营八连文教排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山东招远县战斗中牺牲。
焦恭生,男(1914-1943),安徽省泾县人。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革命,任江苏省溧阳县代县长。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新四军十六旅旅部秘书、溧阳县代县长。一九四三年在溧阳突围中牺牲。
钱庭财,男(1917-1944),浙江省宁波市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新四军华中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营连党支部副书记,一九四四年一月,在江苏省高邮县樊永公路伏击战中牺牲。
丁德进,男(1910-1944),江苏建湖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任庆丰区文化乡财粮乡长。一九四四年五月被捕牺牲。
仇友芳,男(1895-1944),江苏海门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海门县某区区委书记,一九四四年在上海病故,一九五三年追认烈士。
杜重远,男(1898-1944),吉林省怀德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任新疆学院院长,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
翟张杨,男(1922-1944),安徽省巢湖市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新四军七师独立团机枪连政治指导员, 一九四四年在无为县旗雨山(徐山)战斗中牺牲。
张兆选,男(1916-1944),江苏省泰兴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中共江苏省泰兴县委委员,一九四四年在江苏省泰兴县被敌逮捕,后遭杀害。
宋允忠,男(1919-1944),浙江省余姚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江都独立团二连连长,一九四四年在江苏省兴化县反顽战斗中牺牲。
李启文,男(1919~1944),江苏省阜宁县人。一九四一年二月参加革命,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原在上海以邮递员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去苏北盐城新四军抗大五分校学习,后在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工作。一九四四年在江苏省阜宁县永兴集失踪。一九六三年二月追认烈士。
张涌吉,男(l908~1945),江苏省无锡市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新四军某部战士,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无锡北门义仁桥与敌战斗中牺牲。
杨奚,男(1924~1945),湖南省长沙市人。一九四○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工队戏剧组导演,一九四五年六月在浙江省四明山地区战斗中牺牲。
刘别生,男(l915~1945),江西省安福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入党,任新四军四十八团团长,一九四五年六月在浙江省新登地区与敌作战牺牲。
张英怀,男(l920~1945),江苏省海安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一师一团三营九连卫生员,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浙西吴兴县盛林山作战牺牲。
孙伯生,男(l899~1945),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独立二团二营战士,一九四五年在苏北与敌作战牺牲。
王周木,男(l918~1946),浙江省诸暨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任金肖友队诸北办事处宜桥地下党联络站副站长。一九四六年一月被敌逮捕杀害。
郝维淦,男(l910~1946),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任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副班长,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在东北秀水河子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
朱朝根,男(1903~1946),江苏省江阴县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入党,任新四军某部交通员,一九四六年一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五月在江苏省无锡监狱病故,一九五○年一月追认为烈士。
童志达,男(l922~1946),浙江省慈溪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新四军苏中特务营二连指导员,一九三八年在上海纱厂从事地下工作,后参加新四军。一九四六年七月,在苏北南马塘战斗中牺牲。
吴保奎,男(1898~1946),江苏省扬中县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某部战士,一九四六年八且在江苏省高邮邵伯地区作战时牺牲。
孟宪敏,男(1916~1946),河北省临城县人。一九四四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二月入党,任临城县石坝村村长,民兵连指导员,一九四六年九月奉命北撒时,被还乡团逮捕杀害。
杨顺元,男(1921~1946),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任解放军某部机枪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江苏省盐城县白驹镇战斗中牺牲。
石林,男(l916~1946),安徽省舒城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中共如皋县委常委、县公安局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车马湖区文庄乡开会时,遭敌包围,被俘后牺牲。
郑锦秀,男(1926~1946),江苏泰县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任解放军某部战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三里跳战斗中牺牲。
王玉桥,男(1914~1946),浙江省慈溪县人。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革命,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三旅九团二营六连战士,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安徽省宿迁县曹家集战斗中牺牲。
邓发,男(1916~1946),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新四军二师五旅十四团副团长,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苏北邵店战斗中牺牲。
施贵钱,男(l915~1946),江苏江都县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任五河乡通信员、民兵队长,一九四六年去宜陵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杀害。
刘广仁,男(1929~1946),江苏省建湖县人。一九四六年七月参加革命,任新四军二师五连新兵大队战士,一九四六年后在江苏省阜宁县失踪。一九六八年四月追认烈士。
潘兆富,男(1907~1940),江苏省金坛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江苏省金坛县情报站情报员,一九三九年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在江苏省武进县湟里塘东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
程兆湖,男(1927~1946)江苏省阜宁县人。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七旅十九团三营七连三排班长,一九四六年在解放战争中失踪,一九六三年二月追认烈士。
甘和卿,男(1898~1946),江苏省金坛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任江苏省金坛县拱极镇镇长。一九四五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九四六年在无锡牺牲.
丁怀珍,男(1926~1946),江苏省泰县人。一九四四年三月参加革命,任苏北泰县游击队战士,一九四六年在泰州白洋村战斗中牺牲。
刘宏根,男(1922~1946),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参加革命,任华东野战军十纵队班长,一九四六年在江苏省涟水战斗中牺牲。
崔昌太,男(1921~1946),江苏省海安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十四团班长,一九四六年在鸭儿湾战斗中牺牲。
张锡根,男(1920~1946),上海市崇明县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一纵队三旅特务营班长,一九四六年在鲁南绪城县战斗中牺性.
阎开先,男(1914~1946),江苏省宿迁县人。一九四四年二月参加革命,任江苏省宿迁县马骥乡农会会长,一九四六年任马骥乡农会会长时,在老坝头牺牲。
孙明清,男(1917~1946),江苏省兴化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任新四军某部战士,二九四六年在李堡战斗中牺牲。
潘新,男(1923~1946),江苏省太仓县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地下交通员,一九四六年因叛徒出卖,在太仓县老闸镇东被反动派杀害。
张英松,男(1915~1947),江苏省海安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华东野战军某部机枪班班长,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山东省枣庄战斗中牺牲。
张小圃,男(1894~1947),江苏南通县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任南通县惩奸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南通县杨家巷南边遭国民党还乡团杀害。
李一群,男(1916~1947),浙江省嵊县人。一九三六年三月参加革命,曾任华东野战军某部营长,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山东省济南战役中牺牲。
王邦锦,男(1910~1947),浙江省文城县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文成县周山乡包山底村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七年一月因革命身份暴露被敌人逮捕杀害。
稽介中,男(1912~1947),江苏省淮安县人。一九四三年三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四乡联防主任兼政治指导员,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青工乡马堡牺牲。
宋关楼,男(1912~1947),上海市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者,一九四七年四月在南汇县万祥镇被害。
单纬,男(1926~1947),江苏省苏州市人。一九四三年八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苏北宝应县大队连指导员,一九四七年在江苏海门县石港战斗中牺牲。
张驰,男(1925~1947),江苏省涟水县人。一九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八月入党,任江苏省涟水县民兵大队长, 一九四七年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陈飞,男(1921~1948),江苏建湖县人。一九四三年二月参加革命,任陆沪警备司令部战士。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江苏省益林东沟战斗中牺牲。
陆宝珍,男(1925~1948),江苏盐城县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江苏省盐城县庆楼区地方部队排长。一九四八年二月为掩护同志转移,遭还乡团枪杀。
董保卿,男(1927~1948),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某部副排长,一九四八年三月在山东烟台市南山战斗中牺牲。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四等功二次。
尹觉先,男(1919~1948),河南省邓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湖北省京山县县大队长、团作战参谋。一九四八年三月在赵家台战斗中牺牲。
孙洪春,男(1928~1948),山东省文登县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任华东野战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二连战士。 一九四八年三月在解放山东周村战斗中牺牲。
张义根,男(1901~1948),江苏省兴化县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任兴化县周庄区陆蔡乡乡长。一九四八年四月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
吴焕祥,男(1926~1948),江苏省兴化县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任兴化县横黄区队机枪班长,一九四四年曾在解放区任衬长,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执行任务中牺牲.
尹雪普,男(1933~1948),河北省故城县人。一九四七年六月参加革命,任中原桐柏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通讯员,一九四八年六月在湖北省随县因公牺牲。
王孝和,男(1924~1948),浙江省宁波市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会常务理事, 领导工人罢工斗争,一九四八年四月被捕,同年九月就义。
庄子明,男(1925~1948),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参加革命,任华东野战军某部医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淮海战役徐州战斗中牺牲。
卢志英,男(1906~1948),山东省昌邑县人。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中共华中局京沪杭特派员。一九四七年三月被捕,翌年十二月被敌人活埋于南京雨花台。
汤群,男(1915~1948),江苏省苏州市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任华东野战军某部电台队长,一九四八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孙明德,男(1930~1948),江苏省兴化县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任解放区某部排长,一九四八年在江苏省东台县谢家庄战斗中牺牲。
田纪昌,男(1922~1948),江苏省江都县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任解放军江苏泰兴一分区一团战士,一九四八年在泰兴大庄战斗中牺牲。
苏诚,男(1920~1948),江西省铅山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华东野战军六纵十七师特务营营长,一九四八年在河南省睢杞县县战斗中牺牲。
夏慕尧,男(1885~1948),江苏邳县人。华中军区地下工作者,一九四八年奉华中军区指示到上海国统区搞策反工作,在上海病故,一九八三年追认烈士。
毛志贵,男(1921~1949),江苏省江都县人。一九四八年五月参加革命,系解放军战士,一九四九年初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刘良麟,男(1925~1949),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任浙江省四明山游击队《中共四明山简讯》社编辑,一九四九年二月被敌包围,为保卫电台牺牲。
黄云(永)清,男(1927~1949),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四一年九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华东野战军某部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江苏省涟水保卫战中牺牲。
林坡,男(1927~1949),福建省闽候县人。一九四七年一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中共福建省长林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四九年三月前往金峰执行任务途中,被国民党保安团逮捕牺牲。
董如恒,男(1931~1949),江苏省镇江市人。一九四九年四月参加革命,系起义人员,原是国民党海军“惠安”舰人员,一九四九年四月随舰起义,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江面遭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
赵荣森,男(1916~1949),江苏省镇江市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同年十月入党,任解放军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副参谋长,一九四九年在渡江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男(1916~1949),江苏省宿迁县人。一九四五年九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战士,一九四九年四月失踪,一九八○年六月追认烈士。
陈大海,男(1908~1949),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入党,任解放军三十四军一○二师三○六团团长,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渡江战役中牺牲。
陈默,男(1914~1949),上海市奉贤县人。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人员,中共党员,上海解放前夕在敌后进行策反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被捕牺牲。
张肇基,男(1924~1949),江苏省崇明县人。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任上海地下工作通讯员,一九四七年被捕,一九四九年四月被国民党杀害。
王国柱,男(1902~1949),江苏省江都县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在樊川区税务所工作,一九四九年春由于叛徒告密,在石宗村被捕牺牲。
张困斋,男(1913~1949),浙江省镇海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中共上海市委秘密电台负责人,一九四九年三月被捕,同年五月被杀害于上海浦东戚家庙。
玉治文,男(1925~1949),江苏省高邮县人。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战士,一九四九年五月在解放上海月浦战斗中牺牲。
陈新,男(1911~1949),江苏省泰兴县人。一九四○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解放军二十军一一七团一营副教导员,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上海时在浦东塘桥战斗中牺牲。
陈仲信,男(1929~1949),浙江省湖州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省吾中学学生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人民保安队长宁指挥部第二大队长。上海解放前夕,在执行人民保安任务中突遭负隅顽抗的敌军残部发射冷枪不幸中弹牺牲。
严庚初,男(1924~1949),浙江省上虞县人。地下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一直在上海从事印刷发行《学生新闻》和《学生报》等进步报刊,一九四八年被捕,翌年五月在上海被秘密杀害.
张树谋,男(1925~1949),上海市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四三年入党,任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六师二五六团一营代教导员,一九四九年十月在解放厦门战斗中牺牲。荣立三等功二次。
周均时,男(1891~1949),四川省重庆市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任地下工作人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惨遭杀害。
刘振绪,男(1925~1949),山东省福山县人。任第四野战军某部战士,一九四九年在湖北公安县失踪,一九五八年九月追认为烈士。
夏咸基,男(1928~1949),江苏省阜宁县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某部战士,一九四九年牺牲。
崔元佐,男(1924~1950),江苏建湖县人。一九四四年三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解放军四十三军司令部科长。一九五○年一月在广东湛江市遭敌机扫射牺牲。
杨光尧,男(1914~1950),江苏省如东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任松江县粮食供应站站长,一九五○年二月在上海市松江县病故,一九五O年三月追认烈士。
彭贵林,男(1932~1950),四川省眉山县人。一九五○年六月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后在朝鲜失踪, -九六三年三月追认烈士。
邵彬,男(1927~1950),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四五年三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解放军三四五团三连排长,一九五○年八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姜福林,男(1928~1950),浙江省宁波市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三十八军三三六团一连副班长,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孙锋,男(1931~1950),江苏省盱眙县人。一九四九年七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文书,一九五○年在朝鲜华川阻击战斗中牺牲。
沈贵华,男(1925~1951),江苏省昆山县人。一九四八年十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四十军一一九师三五六团三营七连副班长,一九五一年四月在朝鲜中军峰战斗中牺牲。
郭正仁,男(1930~1951),江苏省江都县人。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任志愿军某部二三二团一连战士,一九五一年四月在朝鲜第四次战役中牺牲。
蒋治国,男(1918~1951),四川省芭县人。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志愿军,一九五一年在朝鲜战场牺牲。
庄心耀,女(1932~1951),上海市奉贤县人。一九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五一年入团,任解放军华东高级步兵学校材料员,一九五一年四月在南京因公牺牲。
陈杰,男(1920~1951),浙江省慈溪县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志愿军二十军后勤部军械科保管组长,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牺牲。
姚文涛,男(1920~1951),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任志愿军某部军务科参谋,一九五一年九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陶麟麟,男(1929~1951),上海市人。一九五二年七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第九兵团炮七师榴炮十一团汽车司机,一九五一年十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杨兆湘,男(1910~1951),山东省郯县人。一九五○年四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第九兵团汽车四十一团加油站汽车司机,一九五一年在朝鲜战场牺牲。
潘星南,男(1909~1951),江苏省宜兴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地下工作人员,一九五一年二月被捕,同年十月牺牲。
范少堂,男(1915~1951),江苏省南通市人。一九五一年十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暂编四团汽车司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邓金龙,男(1929~1951),广东省番禺县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志愿军炮兵十一团三营九连指导员,曾参加解放上海战斗。一九五一年参加抗美援朝,在一次阻击战中牺牲,一九五二年七月追记三等功。
朱英明,男(1932~1952),江苏省涟水县人。一九五○年二月参加革命,团员,任志愿军炮兵五二三团文化教员,一九五二年四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吴光幼,男(1932~1952),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五○年参加革命,团员,任空军二○三部队通讯兵,一九五二年六月在西藏执行任务中牺牲。
陈涛,男(1929~1952),江苏省建湖县人。一九五○年参加革命,任志愿军第六十军班长,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马国骥,男(1922~1953),河北省高阳县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二十九团一营机械连战士,一九五三年一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蒋德顺,男(1932~1953),江苏省无锡市人。一九五一年参加革命,任志愿军第六十七师警卫连班长,一九五三年在 朝鲜战场牺牲。
饶惠谭,男(1915~1953),湖北省大冶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三年入党,任志愿军二十三军参谋长.一 九五三年在朝鲜战场牺牲.
季寿昌,男(1914~1953),河北省沧县人。一九四八年四月参加革命,一九五一年入党,任志愿军炮兵团三营书记,一九五三年四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夏瑜,男(1933~1953),上海市川沙县人。一九五○年三月参加革命,团员,任志愿军六十九师后勤担架营三连文化教员,一九五三年五月在朝鲜遭敌机轰炸牺牲。
石云祥,男(1916~1953),上海市川沙县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五三年七月追认中共党员,任朝鲜新建铁路指挥局机具修配厂木工,一九五三年五月遭敌机轰炸牺牲。
张凤根,男(1932~1953),上海市人。一九五三年二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二十四军七十四师二二○团三营九连战士。一九五三年六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诸银石,男(1934~1953),上海市人。一九五三年参加革命,任志愿军第二一五团二营四连战士,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祁世保,男(1927~1953),江苏省江宁县人。一九四八年十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二十四军七十四师二二一团一营三连班长,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陆进才,男(1936~1953),江苏省溧阳县人。一九五三年四月参加革命,任志愿军一九八师高炮五十七营司机助手,一九五三年八月在朝鲜战场牺性。
陈时夫,男(914~1953),湖北省阳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入党,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书记,一九五三年八月病故于上海,一九六九年七月追认烈士。
陈芝媛,女(1933~1954),浙江省鄞县人。一九五四年参加革命,任浙江省汤溪县人民政府农村科工作人员,一九五四年五月下乡工作途中因公牺牲。
杨栋清,男(1930~1954),浙江省诸暨县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加革命,任空军某部飞行员,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辽宁省绥中县因公牺牲。
许承恩,男(1932~1955),浙江省海门县人。一九五○年四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八○部队三支队文化教员.一九五五年一月在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中牺性。
石志昂,男(1914~1955),浙江省上虞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五年入党,任对外贸易部进出口公司副经理,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因飞机遭蒋匪特务破坏爆炸而牺牲。
林大琪,男(1899~1955),福建省闵候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任全国海关总署统计处处长,一九五五年九月病故,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追认烈士。
李本立,男(1927~1955),江苏省徐州市人。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中共上海市杨思区委委员、宣传部长,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病故,一九五六年四月追认烈士.
李朴夫,男(1916~1956),江苏省阜宁县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三年入党,任中央军委总参二部上海联络处组长,一九五六年一月病故,一九五六年追认烈士.
杨先俊,男(1927~1958),江苏省溧阳县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参加革命,一九五七年入党,任解放军成都汽车十九团技工,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康藏公路因公牺牲。曾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
陶耀良,男(1936~1959),上海市人。一九五六年二月参加革命,一九五八年入党,任解放军○九七○部队第一支队五连侦察班长。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在浙江省慈溪县因公牺牲。一九五八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二级技术能手。
张明龙,男(1928~1959),江苏省无锡市人。一九五○年二月参加革命,一九五六年入党,曾在海军军事学院和大连海校学习,后任四二八潜艇艇长。荣获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二次.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执行任务中牺牲。
周琦,女(1922~1959),江苏省昆山县人。一九四○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入党,早年参加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从事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在提蓝桥区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上海病故。一九六○年三月追认烈士。
段胜才,男(1930~1960),安徽省濉溪县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入党,任解放军七八八五部队藏北骑兵连连长。参加过淮海、大别山、渡江、抗美援朝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一九六○年在西藏剿匪时牺牲。
钱云山,男(1926~1962),江苏省南通县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解放军福州军区后勤部机关助理员,一九六二年在福州军区后勤总医院病故,一九六二年追认烈士。
王学信,男(1920~1962),江苏省高邮县人。一九五八年入党,任浙江省甄江水力发电工程局技师,一九四八年参加上海法商地下党外围组织,一九四九年参加人民保安队,一九六二年在浙江新安江发电站工作,后调甄江水力发电工程局,同年九月山洪爆发,为抢救群众而牺牲。
钱毅和,男(1919~1962),安徽省桐城县人。一九三八年十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入党,任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动员处副处长。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上海病故,一九六二年追认烈士。
柴定德,男(1942~1963),浙江省宁波市人。-九六一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六三年追认为中共党员,任解放军六三四八部队五一分队副班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因山林发生大火,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牺牲后追记三等功,一九六二年荣获五好战士、神炮手称号。
朱士敬,男(1926~1963),江苏省淮阴县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入党,任上海市第一纺织机械厂厂长。在华中后勤部工作时被评为二级模范工作者。一九六三年一月在上海病故,一九六五年六月追认烈士。
张关祥,男(1942~1963),上海市川沙县人。一九六三年八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六四四二部队电话员,一九六三年八月在江苏省淮阴县部队驻地遭龙卷风袭击时牺牲。
赵吉一,男(1925~1963),辽宁省岫岩县人。一九四八年一月参加革命,同时十二月入党,任解放军三五一九部队营长,一九六三年八月在上海空一医院病故,一九六六年三月追认烈士。一九五三年在抗美援朝中荣立三等功二次,一九五六年四月荣获解放奖章一枚,出席南京军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叶枫,男(1920~1963),浙江省上虞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入党,任华东电业管理局南京电业局局长,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上海病故,一九六五年六月追认烈士。
赵英盛,男(1910~1963),山东省肥城县人。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上海市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劳动工资科科长,解放前曾在上海市监狱长期进行地下斗争,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上海病故,一九六四年二月追认烈士。
于成乾,男(1926~1963),山东莱阳县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任解放军四○八二部队机务大队参谋长,一九六三年在山东莱阳县因公牺牲,曾荣立三等功二次,四等功二次。
马原勋,男(1913~1964),山东省博山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入党,历任侦察队长、公安股长、县公安局长、普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曾多次立功,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在上海病故,一九六五年三月追认烈士。
杜祥坤,男(1917~1964),江苏省扬中县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入党,任中共上海市委监委三处副处长,一九六四年十月在上海病故,一九六五年七月追认烈士。
孙荣升,男(1929~1966),河北省沧县人。一九四七年六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入党,任解放军三五一九部队营长。一九六六年一月在上海病故,曾荣立三等功三次,一九六六年一月追认烈士。
符成珍,男(1913~1966),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入党,任上海市公安总队总队长,一九六六年九月在上海病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追认烈士。
邹士福,男(1937~1966),浙江省衢县人。一九五三年参加革命,一九五六年入党,任上海市宝山县人武部供给管理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因公牺牲,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并获得军旗前摄影奖励。
吴兴春,男(1954~1967),江苏省句容县人。江苏省镇江地区东风煤矿小学学生,一九六七年六日在江苏镇江地区东风煤矿附近水库游泳时,为抢救落水同学牺牲,一九七六年,六月追认烈士。
王童军,男(1924~1967),山东省平邑县人.一九四五年七月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入党,任上海警备区军需药材仓库主任,一九六七年七月在上海病故,一九六七年七月追认烈士。
顾伟民,男(1944~1967),上海市人。一九六一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六二年入团,任解放军六一九八部队放映员,一九六七年九月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张敏才,男(1932~1967),浙江镇海人。一九五三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六三年入党,任水电部海河勘测设计院工程师组长,一九六六年八月出国援建坦桑尼亚鲁伏河水利工程,一九六七年十月在鲁伏地区野外考查时牺牲。
孙裕坤,男(1944~1969),浙江省余杭县人。一九六一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六四年入党,任解放军八七三七部队后勤部战勤科参谋,一九六九年一月在河北省涞水县执行任务时牺牲。
邱长智,男(1948~1969),江苏省滨海县人。上海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工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为扑灭文化广场火灾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一九七○年二月追认为团员。
吴小莉,女(1952~1970),河北省玉田县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七六五五部队战士,一九七○年一月在云南省峨山地震时牺牲。
胡坚,男(1924~1970),浙江省镇海市人。一九四○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卫材教研室主任。一九七○年三月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俞关兴,男(1951~1970),浙江省绍兴县人。一九六九年五月参加革命,一九六九十二月入团,任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通讯员,一九七○年二月二十日在农场执行爆破任务时,为保护战友身负重伤,于一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在黑龙江省牺牲。
李云,男(1924~1970),安徽省定远县人。一九三九年七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入党,任空军上海第二医院院长,一九七○年六月在上海病故,一九七○年七月追认烈士,曾参加过莱芜、淮海、渡江等战役,荣立四等功一次。
马辉章,男(1911~1970),山东省莱芜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入党,任东海舰队后勤部供应站站长。一九七○年六月在安徽省芜湖市海军干部疗养所病故,一九七○年六月追认烈士,曾荣获山东军区二级模范称号,三级独立勋章和解放军勋章各一枚。
钱光明,男(1944~1970),江苏沙洲人。一九六一年参加革命,一九六二年入党,任上海警备区八三三一五部队八连连长,一九七○年十月在浙江洋山国防施工中牺牲。
李利群,女(1955~1971),安徽省定远县人。一九七○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七一年三月入团,任浙江省杭州市解放军一一七医院话务员,一九七一年三月因公牺牲。
王明江,男(1932~1971),辽宁省旅大市人。一九四九年二月参加革命,一九五四年入党,任上海市青浦县人武部作训科副科长,一九七一年五月主上海虹桥机场附近因公牺牲。曾荣立三等功三次,四等功一次。
李湘龙,男(1927~1971),浙江省宁波市人。一九五四年参加革命,任东海舰队九二五三部队小队长,一九七一年八月在东海前哨国防施工中牺牲。
何乃亮,男(1944~1971),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六三年九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北京医院四部新医科技术员,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为保卫战友生命安全在北京牺牲。
吴长技,男(1926~1971),安徽省霍山县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入党,任空军辽宁省兴城疗养院副院长,曾参加过涟水保卫战、渡江战役等。一九七一年在北京病故,一九八○年三月追认烈士。
周宝荣,男(1950~1972),江苏省启东县人。一九七一年一月参加革命,任解放军三二四部队战士,一九七二年一月在贵德县战备训练中牺牲。
张林福,男(1940~1972),上海市人。一九六三年八月参如革命,一九七二年入党,任新疆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防化科参谋,一九七二年二月在军事化学试验中牺牲。
徐协,男(1916~1972),江苏省江阴县人。一九四○年八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任解放军空军遂溪基地政委,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南京病故,一九七六年四月追认烈士。
莫懿嘉,男(1939~1973),江苏省宝应县人。一九五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六一年入党,任二机部七二一矿工人,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井下作业时因公牺牲。
刘忠明,男(1953~1974),江苏省江阴县人。一九七三年一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团,任解放军江苏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步兵七团司令部指挥连报务员,一九七四年在江苏省海滨因公牺牲。
胡发元,男(1941~1975),江西省南昌市人。一九七二年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七五年四月追认党员,任解放军建字八二二部队技术员,一九七五年四月在四川省云阳县南溪区执行任务时牺牲。
陆昌荣,男(1927~1975),江苏省如皋县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入党,任解放军二十三军二○○团副团长,一九七五年四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病故,一九七七年四月追认烈士。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四等功多次。淮海战役中,率领的战斗小组被授予“陆昌荣小组” 称号。抗美援朝时荣获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被选为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汝声,男(1949~1975),浙江省宁波市人。一九六九年四月参加革命,一九七一年四月入党,任解放军○九九○部队驾驶班长,一九七五年七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因公牺牲。
胡振枢,男(1943~1975),浙江省海宁县人。一九六一年七月参加革命,一九六九年入党,任解放军八三四○六部队科员,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安徽省六安县抗洪抢险中牺牲。
朱仁川,男(1955~1976),浙江省镇海县人。一九七三年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七二年九月入团,任解放军浙江省温州军分区独立连战士,一九七六年一月在战备施工中牺牲。
赵庆庆,女(1956~1976),江苏省江阴县人。一九七五年参加革命,一九七六年追认中共党员,任广州民航管理局第六飞行大队乘务员,一九七六年因飞机失事在长沙牺牲。
李永年,男(1930~1976),江苏省灌县人。一九四七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入党,任空七军第二师司令部领航主任。一九七六年四月病故,同月追认烈士。曾参加抗美援朝,一九五二年协同长机击落B-29型敌机一架,受到空军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荣立大功一次。
施治康,男(1950~1976),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六九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七一年入党,任解放军新疆军区建设兵团一四一团一营四连排长。一九七四年四月参加巴基斯坦筑路工程,一九七六年六月在爆破排险工程中牺牲。
陈国良,男(1920~1977),上海市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入党,任空军三九○三四部队司令部通讯处处长,一九七七年九月在上海病故,一九七七年追认烈士。
宋苗祥,男(1956~1977) ,江苏省建湖县人。一九七五年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七七年四月入团,任空军八六二八七部战士,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江西省泰和县部队驻地因公牺牲。
范衍,男(1958~1978),浙江省绍兴市人。一九七六年八月参加革命,一九七六年入团,任解放军三八○三六部队一六○军舰电航兵,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广东湛江市因公牺牲。
陆亿里,男(1958~1978),上海市人。一九七六年参加革命,团员,任解放军三八○三六部队-六○军舰机电兵,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广东湛江市因公牺牲。
周峰,男(1924~1978),上海市人。一九四○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任上海民航管理局政委,一九七八年五月病故,一九七八年六月追认烈士。
曾刘成,男(1957~1979),江苏省建湖县人。一九七六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入团,任解放军三九六九六部队班长,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山东诸城县执行战备任务时牺牲。
王镇非,男(1958~1979),上海市人。一九七六年三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团,任解放军三九九九三部队二中队战士。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对越自卫反击中牺牲。
毛国强,男(1961~1979),江苏省宜兴县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参加革命,同年追认为团员,任解放军三八四七一部队六四分队战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广东省虎门沙角军事训练中牺牲。
梁国斌,男(1910~1980),福建省长汀市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入党,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九八○年三月在上海病故, -九八○年三月追认烈士。
张树轩,男(1958~1980),山东省临沂县人。一九七六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七八年入党,任解放军三八二二一部队二七三艇报务员,一九八○年四月在广州珠江船厂码头为抢救落水战友牺牲。曾五次受到嘉奖,被评为二级技术能手。
朱华,男(1958~1981),江苏省句容县人。一九七六年四月参加革命,一九八一年三月追认为团员,任上海市建工局供销处航运队船工。一九八一年一月为抢救落水船工牺牲。追记二等功。
袁金娣,女(1915~1981),江苏省常州市人。一九六○年六月入党,任上海市长宁区武夷街道潘西居委会调解主任。 一九八一年三月在与犯罪分子斗争中牺牲,一九六○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连续二年被评为上海市调解先进工作者。
周旭辉,男(1963~1981),浙江省海宁县人。玉屏二中八○届高中毕业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家中因坚持革命原则规劝犯罪分子自首时被害牺牲。
沈国珠,女(1944~1984),上海市人。一九六六年二月参加革命,任上棉六厂机动车间副主任,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上棉六厂因坚持革命原则被犯罪分子报复杀害。
李信顺,男(1964~1984),江苏省南京市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五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二团一营炮连战士,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他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二等功。
王伟侠,男(1962~1985),浙江省定海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九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二团二营六连战士,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一九八五年五月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记二等功。
张家根,男(1963~1985),江苏省扬中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二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二团卫生队卫生员,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他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追记三等功。
李粉宝,男(1963~1985),江苏省江都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八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甲)一团七连战士,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追记二等功。
顾锦华,男(1963~1985),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四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甲)一团八连战士。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
龚士杰,男(1964~1985),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六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二团二营六连战士。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辆性。一九八五年五月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二等功。
陈鹰,男(1963~1985),浙江省余姚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九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一团一连班长,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二等功。
邱新国,男(1963~1985),江苏省南通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四年五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三团三营炮兵连战士,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二等功。
夏毅,男(1963~1985),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四年九月入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甲)三团三营八连代理排长,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追记一等功。
王健,男(1963~1985),江苏省盐城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五年三月入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甲)一团六连副班长,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后追记二等功。
陈永平,男(1963~1985),浙江省奉化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二年十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甲)一团二机连副班长,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后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二等功。
刘成骏,男(1963~1985),江苏省建湖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三年六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二团特务连副班长,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二等功。
陈建中,男(1963~1985),江苏省南通市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二年九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甲)一团三连战士。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追记三等功。
张林,男(1962~1985),安徽省利辛县人。一九八二年一月入伍,一九八四年四月入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四十一师(甲)二团八连战士。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
 
2017-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