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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丰田纱厂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地处万航渡路2104号的上海第五棉纺厂,前身是日商在上海开设的远东最大纺织厂——丰田纱厂。丰田纱厂的开设,是日本政治、军事、经济势力渗透中国的产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丰田资本家与其它日本资产阶级一样,凭借政府扩张势力,来华强行征用土地,廉价雇用劳动力,残酷剥削中国人民。丰田的发家史,实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制造过中国人民的灾难、损害过中国人民尊严的罪恶史。

       丰田纱厂工人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每次斗争都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在斗争中也锻炼了工人阶级,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


        参加一九二五年二月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是在同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作出的《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的指引下进行的。这次大罢工起因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凌晨,日本纱厂内外棉八厂粗纱间一个连续做了十一小时的十二岁女童工,精疲力尽,不知不觉地靠在车头上睡着了,正巧被日本领班看见,顿时拳足交加,致使童工受伤倒地。此事即引起车间成年男工的不平,他们群起与日本人评理。日本厂主趁机将粗纱间五十名男工全部开除。工人们非常气愤,粗纱间日班男工即宣布罢工。二月四日,被开除的男工要厂方结算工资和发还存工,日本厂主竟勾结普陀路巡捕房将六名为首工人抓去。工人们愤怒了,纷纷表示要关车罢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日罢工。并决定动员上海全党力量投入这场斗争,特地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邓中夏同志负责。在党的领导下,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在二月九日爆发了,从沪西到沪东,共有二十二个日商纱厂,计三万五千多工人投入这次声势浩大的反日同盟大罢工。

         二月九日反日同盟大罢工爆发后,党领导的罢工委员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派人前来丰田纱厂联络,丰田纱厂工人决定响应罢工。二月十五日晚七时许,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来人翻墙进入厂内,先到纺部发动,纺部工人立即关车罢工,紧接着,织部工人也相继罢工。全厂五千多工人与各厂工人兄弟一致行动,向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丰田厂主见此惊恐万状,立即打电话向静安寺巡捕房报警。七时半,捕房警察驰车到

厂镇压,逮捕了王阿二、宋安桂、王大祥,陈红发、严余波五人。这一镇压,立即激起了罢工工人的无比喷怒,他们一面反击,一面冲向厂外,并投掷石块与前来镇压的巡捕展开斗争。在搏斗中,工人钟宝康、高永林、高仁进、谢怀松四人又被捕,更激起工人愤恨。工人们将停在厂门口的一辆巡捕汽车推入苏州河中。同时,车间内的工人盛怒之下,捣毁了部分机件,以示反抗。八时许,二领班三好静一郎、事务长原田与物次氏、人事科管理员斋藤善一、书记武内义一、厂医石井等五个日本人乘车匆匆到厂,工人们见后即蜂拥上前,将车围住,把他们拖出车外痛打。其中三好静—郎被枪弹击中胸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去现上棉五厂访问时,讲确有此事,她来访前曾去名古屋与三好静一郎面谈过,这粒子弹至今还在三好的胸中)。原田氏受重伤,不久死亡。武进义一胸部也被子弹击穿。斋藤善一平日经常打骂工人,群众恨之入骨,被工人抛入苏州河中,没有淹死,仓惶登岸窜逃。此时,闸北警察局也派警车前来镇压,开枪射击,行凶捕人。工人们奋起与他们搏斗,将警车上的遮风板砸坏。这场激烈的搏斗,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警察的威风,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

         根据斗争需要,罢工第二天,丰田纱厂工人迅速组织起工会。工会当天派代表参加罢工各厂召开的工人代表联席会议,会上作出三项决议:①一致坚决,不达到目的不上工,②组织办事处,每日下午七时开会,③组织义勇队,保护工会,维持秩序。会后,各厂纠察队员立有誓约:“为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古面子不上工、保卫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二月十九日,丰田纱厂工会又派代表参加罢工各厂工会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日本人压迫中国工人,系民族问题,必须唤起全国注意。因此,当即发表了《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工人泣告同胞书》,书的开头是:“中国处处受东洋人欺侮,各界同胞没有不知道的。我们都是在上海日商纱工做工的,受的苦更说不尽。东洋人在中国开办工厂,已经是侵犯我们中国的权利。大家可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中国的工人呀!中国还没有亡,我们已经比亡国奴还苦了,东洋人办的纱厂里,百端虐待,比地狱还苦!”书的结束是:“诸位同胞,国快要亡了,大家一致反对东洋人,一致起来救国罢!”罢工斗争很快得到各界人士的有力声援。孙中山先生对这次罢工颇为关怀,于二月二十三日派代表来沪,表示声援。

       全市这次大罢工掀起的反日巨浪,使日本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二月十四日急行来沪,应付事态的发展。日驻沪总领事矢田多次向当局提出要求保护日本在华利益和镇压中国工人群众。日本驻北京公使荒泽奉本国指令,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令日军舰“对马号”于二月二十二日急驶上海加防等等。

        二月二十五日,由上海商会出面调停,邀请各方代表对等谈判。各罢工工厂推出工会代表六人出席谈判,其中有丰田纱厂代表张应龙。经过两天激烈的谈判斗争,日方被迫接受条件是:①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②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③储蓄金照章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④工资两星期发一次(照章办理)。此外,由总商会担保,释放被捕工人。这样,罢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争人格、反对打骂工人两项,在以上的条件中已得到反映,说明罢工是取得胜利的。

        二月二十七日,丰田纱厂被捕工人恢复了自由,与迎接者同乘马车到厂,欢迎群众成千,欢呼声、鼓掌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大家不住地欢呼:“工人胜利万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次反日同盟大罢工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一次始料未所及的打击,同时在罢工斗争中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邓中夏对这次大罢工有这样一段评价:“确实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他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先行投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日商纱厂反日总罢工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上海日商纱厂工运的领导,全总白区执行局决定成立上海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纱委”)。“纱委”遵照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写的“白区职工运动提纲》的精神,为了沉重打击日本在华日渐扩张的侵略势力,决定领导发动全市日商纱厂总罢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根据沪东日商纱厂罢工情况,因势利导地决定沪西日商纱厂总罢工,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纱委”成员张维桢(建国后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负责。张维桢到达沪西后,经研究研究决定选择力量较强的丰田纱厂先行罢工,并派陈晓凤同志到丰田纱厂布机间做工,以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

        以上决定后,张维桢亲自向丰田纱厂朱永康、王泽民等骨干布置这次罢工。经过朱永康、王泽民、陈晓凤、钟云等骨干在厂里宣传和组织,加上《立报》等报刊对沪东日商纱厂罢工报导的影晌,丰田纱厂工人的斗争热情已高涨,于是决定以党员、救国会员和平民学校学生为基本力量,带领群众于十一月十七日晚十二时趁日本人休息举行罢工。但十七日下午,日本人突然将正在准备罢工的朱永康逮捕,即押解到上海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消息传出,工人们忿然决定提前至晚九时正罢工。

        十七日晚九时正,全厂统一罢工。工人们大批走出车间。这时,日本人已将各车间铁门上了锁,企图隔绝工人们的联系,但工人们迅即打破了所有铁门的锁链,向厂外冲出,又发现厂外已约有四、五十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荷枪守卫,机关枪对着冲来的工人。工人见状即转向写字间,包围日本人,截断了电话线。工人们愤怒地警告日本人:“你们的军队如开枪,我们就死在一起!”另一部分工人则奔向车间,拿起铁锤、铁棍、铁扦等武装自己,准备战斗。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斗争、日本人在工人群众的逼迫之下,只得命令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撤退。之后,工人们冲出厂门口来到老厂(现中山路桥的第一纺织机械厂)。但老广大门已被日本人紧紧锁上,工人们设法架起长梯爬上屋顶,将朱永康被捕和新厂提前罢工的消息传了进去,老厂工人闻讯后立即关车冲出厂门。至此,丰田新老二厂五千多工人揭开了上海沪西日商纱厂罢工的帷幕。

       第二天破晓,丰田新老厂罢工工人齐集在中国地界内的中山路桥,准备开大会。忽然,两辆英租界巡捕房的装甲车呼啸而来,越界闯到中山路桥进行威胁。工人当即高呼,“中山桥是中国地界!”“日英军警应速撤退!”等口号。部分工人爬上丰田老厂屋顶上,用砖头、石块袭击装甲汽车。英巡捕恼羞成怒,抓了二个罢工工人,工人们更加愤怒,一拥而上,将关押被捕工人的装甲车团团围住。后经国民党中山路桥公安局长谭葆寿出面调停,英巡捕被迫释放被捕工人。待事稍平后,在王泽民的主持下,工人们在中山桥广场开了大会,推举三百六十人组成请愿团赴市政府请愿。但由于沿途军警阻挠,最后只有九名代表到达国民党市政府,向当局申张了罢工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提出释放朱永康和答应罢工提出的五项条件。

        丰田纱厂的罢工,迅速带动了整个沪西日商纱厂的罢工。十八日,内外棉五、六、七厂一千多工人在领头人“十三姐妹”的带领下,一律离厂罢工。接着,沪东的所有日商纱厂工人再次投入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数达四万以上,形成了全市日商纱厂的总罢工。

       时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之机。这次大罢工迅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当即表示要发动各界募捐,并要求华商企业招收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做工。十一月十九日,《救亡情报》出版了《援助日厂华工罢工号外》,提出:“全国人民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这次反日大罢工”,“这个斗争与全中国生死存亡都有重大关系的”。女青年会通过沪西“国难教育社”向沪西罢工工人捐款千六百余元。上海学生界除了发表《为日商纱厂华工联合罢工宣言》外,还组织大、中学生到各厂散发传单、赠送食品。各方力量的推动,使反日大罢工声势日渐壮大,使日本朝野大为震动。二十日,日本纺织业工会会长船津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上海等厂的罢工,使日商前途几将动摇。”日本当局派员专程来沪,并于二十三日召开会议,磋商办法。

        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使日商损失惨重。仅丰田纱厂十七、十八日两天就损失达四十万元以上。日方只好被迫求助于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朱学范等出面调解,要求尽快结束罢工。“纱委”见此,经权衡后认为:“这是利用合法斗争,争取罢工胜利的好时机。当朱学范带了一些人到丰田厂调停时,“纱委”就借机通过工人提出先把被捕的朱永康放出来。当朱永康从龙华警备司令部出来时,工人们前去迎接,鞭炮从龙华一直放到中山桥,以示庆祝和示威。十一月二十五日,经由丰田纱厂等二十余位工人代表与日本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当局等谈判后,达成的协议是:①工资增加百分之五;②每月赏工制度为奖励制厂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工,以资奖励,⑧不准无故开除工人,④不得打骂工人,⑤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工作十四小时,增加的二小时工作另给工资,⑥吃饭停车三十分钟,⑦各厂工人一律于二十六日复工。对此,“纱委”。认为基本上实现了罢工提出的五项条件,本着“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前止地暂时停止战斗”的精神,决定结束罢工,发出了复工宣言。丰田纱厂于二十六日正式开工。

        这次轰动全国的上海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以胜利结束。大罢工的意义在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华的日渐扩张的侵略势力,并为在新形势下正确开展工人运动积累了经验。也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能将自己的斗争和当时的抗日救国运动紧紧地结合起来,在民族危急之际再次显示了阶级内在的革命力量。


        一九三七年二月捣毁曹家渡警察分局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二月丰田纱厂工人们捣毁曹家渡警察分局的斗争,实际上是反日总罢工斗争的继续。

        丰田纱厂一个工头叫施福林,是日本人的看家狗,平日对工人十分凶狠,工人十分痛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反日总罢工时,工人群众曾冲入他家算帐,施闻风已逃。以后,施见形势平静,回厂后继续作恶。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晚,施与日本翻译时景春指使流氓陈志香闯入工会代表孙乾泰家中,先用石灰扑孙的脸,然后用刀将孙刺伤。工人们闻讯后非常气愤,于十九日晨,把施、时二人扭送到曹家渡警察分局中山桥派出所,要求给予惩办。派出所警察不但不给查办,反而与施、时二人围炉取暖,谈笑风生。不多时,二人又若无其事从派出所出来。这就进一步激起工人们的公愤。第二天晨六时正日夜班交接时,全厂工人关车罢工,蜂拥出厂,将施、时二人包围,痛斥其罪行。这时,曹家渡警察分局局长谭葆寿亲率警士前来解围,将施、时二人护往分局。顿时,近千工人聚集在警察分局抗议。警察分局不但不接受工人们的正义要求,反而用棍棒驱散工人群众。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动,使得工人们忍无可忍,于是奋起反击,冲入警察分局,砸烂门窗桌椅,捣毁办公物品,痛打了谭葆寿及两名警士。市警察总局接到警报,立即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及两辆警车前往镇压,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被枪伤四人,被捕二十三人。这场搏斗从早晨开始至上午九时才暂停下来。

        丰田纱厂工人捣毁曹家渡警察分局一事,轰动全市,震惊当局。事发当天下午二时,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警察总局等部门举行会议,讨论对策。为防止事态扩大,会后即派员要与工人代表谈判,丰田纱厂工会根据地下党领导人张维桢同志对此事处理的意见,决定接受国民党总工会的调停。提出复工条件是:①释放被捕工人;②惩办凶手;③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经调停,当局被迫答应这三项条件。于是,在二十日晚上六时复工。二十一日晚上七时被捕工人获释。

        国民党当局慑于一九三六年底日商纱厂工人反日总罢工的威势,深怕事态扩大,急于求得平息,故不得不接受工人们的复工要求。这次斗争以工人取得胜利而告段落。


                         (张善良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申新一厂、八厂的工人运动

      地处本区长宁路1860号的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原为私营申新第一棉纺织厂,创办于一九一五年,历来就是本市一家大型棉纺织厂。

       解放前,该厂工人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剥削和压迫。工人劳动时间为“六进六出”的十二小时工作制,即早晨六时至晚上六时,(日夜两班,24小时连续生产)“从鸡叫做到鬼叫”。劳动时一不当心,就要受到训斥、打骂、受罚,甚至开除失业。工人下班出厂时要被抄身,受人身侮辱。厂里还雇用大量的童工,据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上海工部局公报,当时该厂十二岁以下的男女童工达三百名。工人们付出如此沉重的劳动,但得到的却是吃不饱穿不暖,工人们说:“冬天吃冰饭,夏天吃馊饭,飞花混菜饭,洗脚水泡饭”,累倒病倒无钱治疗,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申新一厂的工人奋勇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投入席卷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现上棉二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五月廿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卅日到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在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曹家渡第五办事处的组织下,申一厂三千余工人在党的积极分子吴福星、姜祥浩、袁俊备的率领下,组成了示威游行队伍,声援内外棉七厂工人正义斗争,投入“五卅”运动。队伍浩浩荡荡向南京路进发。一路上,工人们振臂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时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的群众已近万人,英帝国巡捕悍然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余人,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总工会发布了自六月一日起全市工人举行总罢工的命令。申一厂工人经过“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根据斗争的需要,在市总工会第五办事处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工会,执行总罢工的命令。罢工期间,市总工会发下来的救济费由厂工会发给大家。工会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入会人数达四千三百八十三人,推举姜祥浩为工会委员长,吴福星、刘松泉为副委员长,施二宝为总务主任。六月十一日,申一厂工会组成队伍参加了由市工商学联合会在西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反帝市民大会。队伍出发前,姜样浩、吴福星分别作动员说:今天的大会,是向帝国主义示威的大会,要使帝国主义看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要迫使帝国主义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然后,队伍向公共体育场挺进。参加大会的有五百余单位,人数达十万人,盛况空前。大会在一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发表了一个宣言,通过三项决议。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申一厂队伍在姜祥浩和吴福星的带领下,沿途高呼:“惩办凶手!”“赔偿中国损失!”“立即撤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路旁市民也应声高呼,并向游行队伍鼓掌致意,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申一厂经过“五卅”运动以及后来罢工斗争的锻炼,先后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经中共沪西区委考察,吸收了二十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申一厂党支部,并推定吴福星任党支部书记。工人有了自己的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上海总工会为了追悼“五卅”死难烈士,继续与帝国主义开展斗争,决定在九月七日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申讨大会和示威游行。申一厂党支部组织了三千余名工人投入这次活动。出发前,三千多工人集中在三角场,由党支部书记吴福星、工会委员长姜祥浩分别作了动员:这次活动,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看看中国工人的骨气。讲毕,队伍列成四路纵队,其中几十名纠察队员身穿总工会发下的纠察服,手持木棍,在吴福星、姜祥浩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南市公共体育场。全市参加大会的有二十余万人。会场周围有学生在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会上散发许多传单,申一厂工人俞开泉带回厂一张,上面这样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尽东邻欺,转瞬十年矣。欧战未告终,进来献鬼计。秘密约袁贼,叫他做皇帝,承认廿一条,我民为奴隶,哀的美敦书,五月七日提。旅顺大连湾,本是我土地,租给俄国人,二十五年,倭子用毒计,接连租下去。我国政府里,无权来争气,软弱交涉使,坏我中国体。倘民不奋起,束手来待毙,抵制日本货,牢记须牢记。”大会结束后,游行开始。下午三、四点钟时,申一厂队伍在归来路上经过四马路(现福州路)巡捕房时,突遭英帝巡捕袭击,用水龙头冲击队伍,用木棍狠打工人。申一厂工人奋起反抗,纠察队员以木棍和英捕对打起来,展开了一场肉搏战。突然听见“砰……砰……”枪声,英捕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了。党支部书记吴福星头脑冷静,为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便立即组织撤退,命令工会委员长姜祥浩和副委员长刘松泉带领工人边战边退,自己却指挥纠察队员力敌英捕。终因寡不敌众,姜祥浩等十一个工人被打致伤,重伤二人。吴福星和工人俞桂生二人当场被捕,押往龙华监狱,判刑二年。

         吴福星被捕后,申一厂党组织力量虽受到很大影响,但在中共沪西区委的领导下,厂党支部继续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参加推翻军阀统治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为了推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当北阀军从浙江推进上海郊区时,上海工人阶级在由党的领导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发起总罢工,随即转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二次因准备不充分和条件不成熟而未成功)。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总工会命令,参加总罢工的人数达八十万人,全市棉纺工人全部投入总罢工。

申一厂工人在以施二宝为第二任书记的党支部领导下,也奋勇地投入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前夕,施二宝到闸北太阳庙参加了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并领来纠察队佩带的符号和袖章,以便统一行动。起义当天,厂党支部统一组织好一切准备。这时,施二宝到车间对张跃达轻轻地说:“马上就要关车罢工,一切照原计划行动”。照上级统一布置,申一厂至中午十二时半,一律关车罢工。工人们集中在厂子第小学前的荒场上,由施二宝作了动员。一时后,队伍出发,共产党员金恒元、袁俊备、庄冠永、薛保等走在队伍前列。工人们手执“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三角旗前进。当队伍途经丰田纱厂(现上棉五厂)时,申一厂主动与丰田厂取得联系。然后二个厂的起义队伍汇集在一起,沿着铁路桥前进。当见有外国巡捕站岗无法通过时,队伍想方设法在大丰渡口用船与船连接起来,强渡苏州河向北站进发。

        照总指挥部统一布置,申一厂纠察队在队长施二宝的带领下,攻打曹家渡、周家桥警察局。起义工人手执斧头、榔头、铁棍,把准备好的鞭炮放进煤油箱点燃打响,敌人听到后误以为机关枪,工人们就顺利地缴了敌人的枪械,武装了自己。在解决了曹家渡、周家桥警察局后,又奔赴潭子湾警察局。该局警察早已逃之天天,工人纠察队顺利地缴了全部枪支。整个战斗中,申一厂工人无伤亡,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凯旋返厂。第二天,施二宝又率领纠察队袭击了北新泾周围溃退下来的军阀残部,俘敌七、八十人,缴枪八十余支。

         起义胜利后,工人地位有所抬头。形势迫使申一厂资本家将平时一贯欺压工人的粗纱间领班蒋兰言赶出厂。工人们的劳动强度有所减轻,大礼拜改为小礼拜,即从原十个夜工九个日工,改成七个夜工六个日工。附近的地痞流氓也不敢寻衅滋事了。这时,申一厂的党支部及工会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施二宝等惨遭杀害


          正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北伐战争处于胜利之时,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早巳组织好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这时蒋介石的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为名的欺骗手段,强迫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部分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十三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十万余人集会,会后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被檄武器。队伍行进至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密集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不计其数。顿时,宝山路上洒遍了烈士的鲜血。与此同时,蒋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仅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被杀的有三百多人,被捕的五百余人,失踪的五千余人。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这场反革命政变中,申一厂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样遭到牺牲。

          四月十日,独霸周家桥的顾家生、乔阿连、顾纪生,王馨山、高毛弟五个大流氓聚集在上海滩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处密谋策划屠杀革命志士计划。并由顾家生在会后领来左轮手枪二十四支、“中华共进会”袖章三十只,然后折回高毛弟家中。四月十一日,由高毛弟召集周家桥大小流氓约三十人分别躲藏在高家巷前宅和慕家宅的二个流氓窝,到了深夜,统一发给每一流氓手枪和袖章。四月十二日凌晨四时,上海出名的八大流氓中的芮庆荣、顾家棠、叶绰山三个来到周家桥的红金园茶馆坐镇指挥。至五时正,流氓们分三路对申一厂的革命志土捕杀。第一路有高毛弟、管森林等一批流氓手持左轮枪、带着“中华共进会”的袖章,杀气腾腾地直奔申一厂工会办公室(现子弟小学),将正在值班的工会干部丁鹤令、柳海泉抓起来,立即押往龙华伪司令部。第二路有姚金泉等一批流氓守候在申一厂门口,专门监视工会干部。当时夜班工人听到流氓捣毁工会,个个怒不可遏。清花间工人金三宝出来察看情势,不防被流氓姚金泉一把抓住说:“你也是工会里的人”,未等金三宝开口,一声枪响,金三宝已倒在血泊中。第三路有顾纪生,曹根发等一批流氓直冲申新里四号施二宝家里。施二宝二听到猛烈的敲门声,急速从床上起来,准备从后门脱身时,迟了一步,流氓已踢开了前门,施二宝避而不及,即遭到顾纪生连射四枪,罪恶的子弹从施工宝的背部穿过胸部,随即倒地。匪徒们见状便仓惶出走。这时,施二宝在其胞妹施耀清的急呼声中苏醒过来,艰难地撑起身体,用手指点一下凳子,意思是翻墙到隔壁去躲避一下。但却给走在最后的外号“小黑炭”的流氓看到了,匪徒们又蜂拥而入,顾纪生丧心病狂地再对准—施二宝补射二枪,施二宝再也没有起来,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施二宝(又名施丽清),一八九六年十月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一九一八年进申一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施二宝参加革命后,曾对他母亲及妻子说过:”我是共产党救出来的,我现在是党的儿子,一定要听党的话,为党做事,万一不幸牺牲,这是我的光荣,也是你做母亲的光荣!”施二宝不仅不怕牺牲,而且对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他常对家里人说:“现在苦没什么,革命胜利后,我们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他是受申一厂工人爱戴的工人领袖。他牺牲后,当时的上海总工会派员前往慰问。解放后,施二宝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无锡市烈士公墓。

大革命失败后,申一厂党组织被破坏,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野火烧不尽,风吹草又生”。申一厂党的力量正在积蓄,将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


           重建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阶级为求生存而,向统治阶级斗争


          由于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资产阶级趁机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申一厂工人群众在大革命肘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剥夺。资本家以大量使用女工、童工和裁减男工的办法,使盈利不断增长。这样就出现了生产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大、工资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日渐恶化的结果。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除了斗争别无出路。

           一九二九年,上级党组织派在红十四军工作过的、一九二五年入党的张荣生(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进申一、八厂重建党组织。张荣生进厂后在浆纱间扛盘头、干重活。他一面与本厂原有的地下党员接关系,一面对工人亲如兄弟。凡是工人有困难的,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他经常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说:“咱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齐心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资本家作斗争,才能有好日子过”。一九三零年春,厂里秘密成立了由张荣生任书记的党支部,继续领导申一、八厂工人们为生存而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开展斗争。

           党支部一成立,就为工人利益而斗争。一九三零年初,浆纱间有个叫老张头的工人,因病请假,满假回厂复工时,被一个姓洪的车间领班无故开除了,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党支部就抓住这件事,由进厂不久的共产党员喻人龙出面组织全厂罢工。把党支部事先研究决定的行动口号写成标语贴到各车间舱四周。内容有四条,①打倒洪领班;②不许无理开除工人;⑧要求恢复老张工作;④要求每月休假的工人工资照发。厂方怕事态扩大,造成损失,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斗争的胜利,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工人们团结起来,为生存而奋斗的信心。

          党支部书记张荣生在领导申一、八厂工人运动中,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天,张荣生因迫于生活,拿—了衣服进曹家渡一家当铺。刚出当铺门时就被几个歹徒抓住胳膊。当张荣生认出其中一个就是叛徒余秉天时,感到不妙,即对准叛徒一拳,将余打翻在地,自己速脱身。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涨荣生去苏联学习,于一九三二年三月离开申订报一、八厂。

           张荣生离开后,由当时的沪西区委周家桥分区委书记范新成亲自兼任申一、八厂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继续领导厂里工人运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厂地下党支部的统一布置下,大量的传单、标语神秘地出现在厂里的各个角落。内容是积极宣传工人的正义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罪行、资本家闻知后,以“闹事”为名,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无理地开除了二十七名工人,还发出“拟解雇五百名工人”的威胁,企图压制工人运动。工人群众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怒。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厂关车罢工。一千五百名工人聚集在厂门口,要与资本家评理。罢工到了二十八日上午十时,经再度谈判后,达成了保护工人群众利益的协议,罢工暂告段落。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申新一厂放工之际,由资本家雇用的反动巡丁按名对工人搜身。当时有位姓王的工人与巡丁头目李长发争吵起来,人愈聚愈多,双方言语不和,即扭打冲突起来。全厂二十余名巡丁闻声后立即到现场,资方副厂长竟下令开枪,巡警共发了二十余枪。一时秩序大乱,工人受枪伤者十一人,轻伤二十余人,被挤入苏州河十余人。事后六区警察局又拘捕工人三名。造成闻名全上海的“申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地下党支部立即抓住不放,鼓动了申新一、八厂共九千余工人立即罢工。工人们包围了副厂长,责问他为何下令开枪,并要求追捕开枪行凶的三个在逃的巡警头目。第二天,工人们向国民党市党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惩凶、严缉主使犯、如有死者须偿命抵罪、将副厂长撤职、抚恤伤残工人、取消手枪执照等。惨案发生后,进步新闻报刊对此皆有揭露。《抗争》一卷第四十五期有这样二段,“现代的工厂,每早六时即张其巨口,把整千整百的工人吞进去,到了下午六时,又将整千整百的工人吐出来。这个一吞一吐间,就把工人的血汗括剥下来。积年累月,厂主则脑满肠肥,工人则形枯骨立。这样残酷的待遇,厂主犹以为未足,更想方设法镇压工人,多方监视工人的行动,偶有违忤,即开枪格杀。工人的生活比奴隶犹不如,工人的生命较牛马还要贱”“申新各厂,每晚放工时检查工人,所耗时间,在一小时有半以上,既不提早放工,而反令工人在饥寒中多站如许时间,遍身搜查,甚于囚犯。”上海总工联会和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写了告全上海工友书中有这样一段:“全上海工友们!我们和申新厂工友一样,在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政府武装镇压之下做苦工,随时都有和申新工友一样被屠杀的危险。所以我们要组织申新惨案后援会,派代表慰问死者及受伤工友和他们的家属去!援助申新工友,就是我们自己救自己呀1”在此形势下,经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市总工联会等有关方面调解结果:却日起;厂中一切职权完全集中于厂长执掌;巡警头目撤职并拘捕惩办,受伤工人由厂方给予医药费,并先发家属抚恤金;停工及养伤期间工资照发;法律部分保留。至此,这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告一段落。


          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东北。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又侵略上海。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不仅不抵抗日本侵略,反而继续反共、围剿我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和上海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越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中国人民的抗日反帝斗争风起云涌。—九三二年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同上海人民一道奋起抗战。申新厂党支部及时组织募捐队、宣传队、纠察队(也叫打狗队)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中,党支部发动全厂工人罢工,向资方提出:①承认工会,并要求拨给工会办公地方和经费,②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⑧要求增加战时米贴三斗等三顷要求。资方先答应第一项要求,把申新小学一教室作为工会办公地点。在罢工第四天,党支部在申新小学召集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大会”,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何东海、厂党支部书记张荣生在大会上作了抗日动员讲话。可是,在大会期间,警方包围了会场,企图捣乱。会场顿时乱了起来,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喻人龙冲出会场,理直气壮地向警察说:“警兵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东三省,有良心的中国人,谁不痛心。现在他们又来侵犯我们家乡上海,难道我们还能坐视受辱吗?我们今天开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日,难道还有罪吗?你们拿着枪不去打日军,那就把枪给我们去打日军吧!”这时大家相应地城起了口号,工人们涌向警兵评理。斗争要付出代价,当夜共产党员范新成等七人被抓,不久,喻人龙也被厂方开除。党支部设法进行营救和接济他们。

          一九三五年底,在申新厂地下党支部的影响和推动下,一批热情爱国青年以文娱读书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先由焦惠民、朱世辉、陆铁、陈富荣等商定,借用陈家渡小学为活动点,办了一个“民众歌咏班”,不仅厂里有一批青年参加,而且吸收周家桥周围进步青年五、六十人参加。每周活动一次。联系文化界的地下党员司徒常给大家阅读党中央刊物《红旗》,组织大家学习和理解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学唱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新的女性》、《救亡进行曲》等等。利用唱歌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为革命青年指明前进的方向。他们又组织了“读书会”,开辟了“小星流通图书馆”。由张秋生等四名单身汉主动腾出底层宿舍作为图书馆的阅览室。党组织及时派了地下党员陈涛定期到图书馆对大家进行革命形势教育。鼓励青年们坚持抗日救亡革命运动。以后“小星流通图书馆”又拓展成“上海蚁社图书馆周家桥分馆”,读者由原几十人发展到一百五十人左右。给了青年们知识,陶冶了青年们的思想,鼓励青年们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有一批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底左右奔赴了革命根据地——延安。



       (张善良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复旦中学地下党斗争纪略

       上海市复旦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解放以后不久,陈毅市长就为复旦中学亲笔题写了校名,以勉励复旦师生。复旦中学的前身为著名爱国人士马相伯于1905年为振兴中华而毁家创办的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复旦大学,迁址江湾,原址(李鸿章公祠,即今复旦中学校址)改为中学部,称为上海市私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大学归属公立,中学部分与大学中止附属关系,称上海市私立复旦中学。解放以后,于1956年改为公立上海市复旦中学。

        在爱国主义思想熏陶下的复旦许多师生抱有救国之志。他们从孙中山先生等民主革命先驱向西方学习而屡遭挫折中认识到唯一能救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少复旦同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其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捐驱的陈复、费巩、黄天、俞恩炘、沈霁春等五位烈士,就是复旦附中,1929年前高中毕业的校友。后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复旦日益扩大。“九•一八”事变以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复旦中学就先后正式建立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对三大敌人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统治集团仍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工人、学生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起来要求抗日。在这种形势下,在复旦附中就读的温济泽(在淮阴中学加入共青团)在本校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发动和领导同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11日下旬,复旦附中同学和上海其他学校学生一起赴南京请愿,在南京与来自北平等地的同学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们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学生的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仅复旦附中就有10位同学被开枪打伤。鲁迅先生为此曾在《‘友邦惊诧’论》一文中引用《申报》对这一事实所作报道,愤怒谴责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罪行。12月上旬,上海学生包围上海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组织人民法庭公审特务凶手。复旦附中同学在这一斗争中也表现得勇敢坚定,得到学校多数老师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温济泽被选为党领导的上海中学联代表,参加了党领导的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并担任青年部长,代表“民联”青年部参加了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后不久遭到逮捕,被判刑12年(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始释放出狱)。从此,复旦附中虽失去党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但复旦附中广大师生内心深处的爱国热忱并没有稍减。“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马相伯先生奋起救亡,同上海文化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后又同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救国会”,并发表《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给了复旦师生巨大鼓舞,《义勇军进行曲》响遍了校园,“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凄切歌声令人肠断心痛,唤起了广大同学共赴国难爱国激情,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或投入地下斗争。黄天、沈霁春两位烈士就是这一时期分别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复旦附中校友。这两位烈士虽没有留下多少豪言壮语,可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却在鼓舞着更多的复旦附中同学投入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逐步形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复旦中学的学生运动也进入了高潮。1945年9月,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员学生夏禹龙转入复旦中学就读,在复旦中学建立了以夏禹龙为支部书记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后来由何志禹(1946年),洪树霖(1947年)先后继任支部书记,领导学生运动。曾组织同学参加玉佛寺悼念昆明四烈士集会。1948年秋,许振苏、唐孝慧,傅方恒、孙志丰、王士君等五名党员考入复旦中学,重建了以许振苏、唐孝慧为正副书记的复旦中学党支部。得到了学委男中区委钱其琛和章增的直接领导。尽管这些学生党员还只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但出色地完成了地下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宣传群众置敌子四面楚歌


        支部重建不久,正是解放军接连取得“三大战役”辉煌胜利的时刻。当时国民党政府大肆镇压民主运动,大搞欺骗宣传。针对这种情况,地下党要求各级党组织针锋相对,充分发挥第二条战线作用。复旦中学支部利用其党员是初三、高一学生,年龄小易于隐蔽的特点,大力开展宣传等活动。他们运用印发学生报和新华社电台广播记录稿的形式,向人民广为介绍解放军胜利进军形势和解放区人民民主欢乐的生活现实,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及其报刊散布的所谓国军取胜的谣言,号召人民起来开展坚决斗争。他们散发宣传品方式是多样的。有的通过积极分子直接或间接递送;有的在闹市区簇拥的人群中巧为撒播;有的以口头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层层扩散;有的在夜幕降临,趁放学回家时,到高楼大院紧闭的铁门口,只要前后无人注意,即将一张张传单从门缝里塞进去。社会各界人士接到这种传单之后,反映各不相同。上层人士正为出路问题惶恐不安,对这些传单仔细推敲,无异于在茫茫黑夜见到了指路明灯,增添了抉择的勇气,也甘愿充当义务宣传员,在一些亲人密友中传播,一些反动人物则感到“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而广大同学在接受这种宣传之后,绝大多数能迅速看清国民党政权的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而共产党则是大得人心,必然胜利,因而能很快团结在进步同学周围并一起投入对敌斗争,劳动人民在得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之后,更是莫不欢欣鼓舞,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军上海。这就为做好迎接解放各项准备工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发展力量扩大阵地


        在通过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群众投入斗争的同时,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支部着手发展党员、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和人民保安队。至上海解放前夕,复旦中学支部在本校吸收了30名同学入党,使学生党员由原有5名增加到了35名。与此同时又在徐汇中学学生中发展了12名党员,加上在社会上发展了1名职工入党和从其他学校转入的2名党员,到解放时,复旦中学党支部党员总数已达到50名,成了徐汇地区党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展这么多的党员,特别当时处在秘密状态中,对每个发展对象都更要全面了解,严格审查,来不得半点疏忽,工作量很大。那时几个支委几乎要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支委会为讨论吸收一名新党员,会一直要开到深夜,外面已实行戒严,无法各自回家,五、六个人就只得挤在一张小床上睡眠。紧张而艰苦的工作,难不倒这些年轻的支委。使他们一度感到为难的倒是突破天主教严密控制的徐汇中学。这所学校的教会势力非常反动,曾明令绝对禁止一切进步活动。地下党长期进不去,有点进步思想的学生也往往站不稳脚。复旦中学支部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在徐汇中学发展党组织的任务,颇费周折。为了取得突破,将曾在徐汇中学读过书的沈浩先发展入党,并与许振苏保持单线联系。交给沈浩的任务就是协助许开辟徐汇中学的工作。当沈受命去该校找几个表现进步的同学。逐个接触时,就碰了大钉子,不但遭到这些同学拒绝,而且骂沈是特务。支部听了沈的汇报之后,作了仔细分析研究。认为如果就此将沈浩隐蔽起来,自然可保安全。但此线一断则开辟徐汇中学的工作任务就无法完成,再从过去有过的类似,情况看,对方所为又似乎不象伪装的“红萝卜”,倒象是出于对沈的怀疑而采取的“谨防假冒”行为。因此支部决定由支部书记许振苏以党代表的身份,亲自出马。在作了必要的安全布置之后,约定有关对象在指定地点会面对话。许以事实证明并非“假冒”而是“货真价实”。结果使他们的疑团冰释,局面也就此打开。经过支部严格审查,由章增亲自把关审核批准,先后在徐汇中学发展了11名同学入党。

        复旦中学支部在大力发展党员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曾先后分别发展了积极分子100多名加入“新青联”,200多人加入人民保安队(均包括35名党员)。他们都成了徐汇地区迎接解放十分活跃的力量。


      “应变”护校发展统一战线


        在人民解放军将进军江南时,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团结上海人民护厂、护校,保护上海这个中国和远东的第大城市免遭反动派破坏,配合解放军接收。为全面正确贯彻中央这一指示精神,上级党组织领导人钱其琛曾单独召见许振苏,听取汇报,面授机宜,布置任务,并由章增陪同到复旦中学实地察看。根据钱其琛的意见,复旦中学支部懂得要全面正确贯彻中央指示,顺利完成护校等任务,一要取得“合法”身份,二要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争取上层人士的支持与掩护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然而当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向各校行文警告:要严密防范共产党活动,否则将派兵进驻。当时复旦中学校方既反对蒋军进驻,又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如突然从地下冒出个人民保安队,势必与学校当局弄僵关系,也将给蒋军进驻以借口,这样反而对我方不利。面对这种情况,地下党指示要接过“应变”口号,建立“应变会”来作掩护,以实现我们的目的。为此,支部当即派统战委员王士君与校方实力人物训育主任接触对话。结果进展顺利,很快达成了建立复旦中学“应变会”的协议,并推定王士君为负责人。这样不但取得了“合法”身份,而且掌握了“应变会”的领导权。大批共产党员和“新青联”骨干也参加了进去。这个经校方授权的“合法”机构的建立,起了多方面的作用。一旦时机一到,人民保安队即可从这里拉出去执行任务。


        迎接解放发挥人民保安队的作用


        当解放军逼近上海时,上级党组织布置复旦中学地下党迅速查清本地区的敌情,包括敌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地堡工事、兵力配备、官僚资本企业、涉外机构及水电设施等均须查明上报。对此紧急任务,复旦中学全体党员雷厉风行,全力以赴,四出侦察。除其中许振福一人因闯入“76号”特务机关,被扣遭到盘问,但他巧为对付安危脱险来外,其他人都顺利完成了任务。支部将侦察所得到的情报整理成文,还在地图上作了标明,上报上级党组织,提供给解放军。

        5月25日凌晨,解放军从龙华、徐家汇进入市区。地下党区委按计划将南一区人民保安队总部移驻复旦中学。这个总部由钱其琛任政委,章增是大队长之一,许振苏和钱雪村(女,南洋中学支部书记)负责总部组织工作,蒋彦方(复旦中学学生党员)任总务部长。各单位的人民保安队到达总部以后,钱其琛用小汽车运来大批人民保安队袖章和宣传品,交由各队长分发,并按队分配了任务。

        人民保安队虽无现代化武器装备,可在执行巡逻、放哨、维持社会秩序及防止敌人破坏等各项任务中对敌人却能发挥威慑作用。当他们在泰安路卫乐园执行任务时,发现一名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不遵守我方禁令,开着小汽车横冲直撞,便把他截住。起初这名官员依然象过去对待中国老百姓那样对待人民保安队员,态度极为傲慢。可人民保安队员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怎能容忍外国佬蛮横无理。他们当即理直气壮地对他的汽车进行搜查,发现了信号枪和信号弹等违禁物,顿时使这名美国官员威风扫地,窘态百出,只得低头认错,乖乖地被扣到总部,接受解放军处理。一批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俯首就擒成了人民保安队的俘虏。

        当晚,解放了的复旦中学呈现一派节日景象,一颗巨大的红五角星(复旦中学地下党员为迎接解放秘密制作)高高悬挂在校门上,闪耀着光芒。解放军与复旦中学师生一起举行军民联欢。会场里军民情同鱼水,共同高唱革命胜利的凯歌。

         解放后,复旦中学师生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一批又一批同学参干、参军,南下、北上,到革命事业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张健行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新四军淞沪支队歼灭北新泾伪警察大队的战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苏联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新四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向上海两翼运动,淞沪支队在青浦重固镇一带集结,浙东纵队向上海南郊逼近,准备进攻上海。华中局城工部一批干部,在上海市委统率下,奉命立即返回上海,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五日,华中局派张执一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以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调动新四军淞沪支队一千人枪,分散地、隐蔽地进入市区,与市区群众配合,举行起义。为此,淞沪支队部决定立即歼灭北新泾伪警察大队,拔去通向市区的一个敌伪据点。

        在沦陷期间,北新泾镇驻有汉奸周佛海的上海市保安警察总队第一大队,约200余人,下辖两个中队。大队部设在哈密路276号。二个中队分别设在北新泾东大街和西大街。这些伪警察平时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干尽坏事,百姓深受其害,切齿痛恨。 淞沪地委根据这批伪警察危害人民的罪行和广大群众的要求,早就准备待机把他们歼灭。1945年6月,地委曾将这项侦察任务交给在诸翟一带活动的冯邦佐同志,并给冯配备了一位侦察员袁雪祥。他们两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伪警察大队在北新泾镇上的三个据点活动情况和生活规律都摸清楚了,向淞沪支队作了汇报。八月十五日,支队部经过研究,制订了作战部署方案,并决定派支队参谋杨明德同志率领黄友梅的舟山部队和翁阿坤的泰山部队共八十余人,经华漕南面向北新泾镇进发。

       八月十六日中午,部队由当地出生的战士张富祥带路。侦察员袁雪祥骑自行车先行,到了敌人哨警身边,下车佯装摸证件,趁其不备突然出枪对准哨警,迅速缴下了哨警手中的枪,卸下枪栓,并命令哨警照旧持枪站岗,不许声张。我部队紧跟着迅速逼近西大街的伪警中队部,只用了两颗手榴弹,就俘获了伪警百余人,顺利地歼灭了伪警的一个中队部。

        然后,我部队又立即向驻守在东大街的伪警另一个中队部发起进攻,,这时,有一个伪警发现了我们的武装便衣队,掉头就向中队部跑去。我战士见状,紧迫不舍,一下子冲进敌中队部。伪警中队部架在楼房高处的二挺机枪向我猛烈扫射,企图负隅顽抗。我们的战士伏地前进。战士张富祥从地上一跃而起,勇猛地冲上去,夺取了伪警的一挺机枪,其他战士紧跟着也冲了上去,向负隅顽抗的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手榴弹在敌人中间开花,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5分钟,敌人溃退了。一部分缴枪投降了,另一部分弃枪向东面长宁路方向逃跑。

        驻守在哈密路276号的伪警察大队部听到北新泾镇方向的枪声后,不敢进镇增援。此时舟山部队黄友梅率领一个机枪班冲进伪警大队部。经过战斗,一部分伪警缴枪投降,另一部分伪警拖着枪枝朝南逃入田野,后又转向东面方向逃跑了。

        整个战斗前后进行了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我部队没有一个伤亡。这次战斗歼灭了伪警大队,俘虏一百二十多人,缴获步枪一百多支,机枪两挺,子弹数千发,还有其他军用物资。这批战利品,由冯邦佐同志动员和率领华漕附近的青壮年四十余人兴高采烈地送往淞沪支队部所在地青东地区。被俘人员经过教育,愿意留下的当战士,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

       这次战斗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敌人,振奋了人民,我部队战士士气高涨,信心百倍。

       八月二十一日,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形势,决定采取力争东北,巩固华北现有阵地,收缩华中,撤退华南的战略部署,中止对上海的进攻。不久又命令淞护支队和浙东纵队北撤。北撤中我部队有一个连全是日式装备,这些武器大多数就是这次歼灭北新泾伪警大队战斗中缴获得来的战利品。


(史启尧、赵金山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北新泾地区党的早期活动

      北新泾地区(原蒲淞市)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夏,蒲淞市第十一国民学校(后名王家楼小学)校长王文彬(王咏裳)经侯绍裘介绍在上海徐家汇同文书院中国学生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是张永和。根据党的指示,王文彬在王家楼、北新径,霍必兰路(今古北路)、虹桥路一带农民、工人和地方保卫团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一九二五年初,蒲淞市姚张小学(后名虞姬墩小学)校长姚明星(姚鸣心)经沈资田介绍在上海南市文庙报关业义务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姚明星根据党的指示,在虞姬墩、北新泾农村中宣传革命。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处于大革命高潮。王文彬、姚明星具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分开展革命活动。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们在王家楼建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下属第二十一区分部,王文彬任区分部书记。王文彬在王家楼组建”洋务工会”(由外商餐馆、外人住宅工作的中国员工参加)、“新社”,领导北新泾青年组织“励学会”;姚明星在虞姬墩组建“农民进德会”等群众团体,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革命,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激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上海租界举行宣传示威,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学校二千余学生在公共租界宣传示威,散发传单,遭到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的血腥镇压,死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会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组织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王文彬、姚明星等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并以“新社”名义发动北新泾、王家楼、虞姬墩等地的工人、农民去市区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示威游行,组织“洋务工会”中国员工罢工。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给日、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革命高潮席卷全国。

       一九二五年底,王文彬、姚明星遭到当地恶势力排挤而被迫辞去学校职务。王文彬调往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农民部任干事。一九二六年夏天,他参加了侯绍裘主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王家楼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春,姚明星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曹家渡部委所属的静安寺路支部。同年十月,中共曹家渡部委在北新泾建立了中共北新泾农民支部,由姚明星任书记,支部所在地在虞姬墩。这是北新泾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的组织。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节节胜利,孙传芳军阀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王文彬领导的王家楼农民协会进行公开活动。国民党江苏省部农民部以王家楼农民协会为基础,发展会员,并扩大为“上海市郊农民协会”。三月二十六日,由协会委员长刘端洲、秘书王文彬率会员300余人接管了上海县农会,将设在也是园的旧农会办公室作为协会的临时办事处。为了支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协会发动组织郊区农民去市区游行示威。同时,协会还联络了当地保卫团收缴了直鲁军驻北新泾所部的枪械。四月八日,蒲淞区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二十余村的代表54人到会,由王文彬主持会议,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到处是搜查、殴打、逮捕、屠杀。反革命政变后的几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三百多人,被捕的有五百多人,失踪的有五千多人。全上海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时,北新泾的农民协会也被反动派查抄、封闭,王文彬遭通缉而离去。王家楼,北新泾、虞姬墩一带党的活动被迫暂时停顿。但革命的火种已在人们心中点燃,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尚在继续。


                  (史启尧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党在晨更工学团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略东北,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东三省先后沦陷。接着,日军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眼看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在这民族危亡时刻,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忧心如焚,在《申报》连续发表文章,坚决主张抗日救国,要求实施国难教育,并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主张。为了实现他的教育主张,陶先生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在上海大场盂家木桥创办了一所半工半读,提倡抗日救国的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接着,陶行知先生又派他的学生徐明清在上海北新泾陈更村筹办晨更工学团。徐明清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党领导的半秘密团体“教联”负责人之一。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她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利用国民党“普及平民教育”的名义,以工学团这个公开合法的牌子,办学校,办民众夜校,于文化教育的同时,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从事党的革命活动。晨更工学团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二月被国民党查封。在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晨更工学团实际上成为我地下党在白区的一个工作据点,也是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教联”、“左联”、“剧联”的一个活动地方。

        晨更工学团为什么办在北新泾?这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黄警顽先生有关。“一•二八”淞沪战争后,黄警顽先生在北新泾镇办起难民工厂,陶行知先生曾将徐明清介绍到黄警顽先生所办工厂任教育科长。自此,徐明清与黄警顽有了交往。黄先生来到北新泾办厂后熟悉当地人情,所以,徐明清通过黄警顽先生的关系和帮助,来北新泾创办晨更工学团。当时,该地既是农村,又是周家桥纱厂工人集居地。北新泾镇又有不少棉花行,拥有大量店员。选择这样一个有工人、农民、店员集居的地方办工学团,是进行工农教育,开展革命活动的理想地方。 地址选定后,就在北新泾镇东南陈更村7号(今新泾乡曙光村陈更浪7号)张士山家租了五间平房。借陈更谐音,工学团取名“晨更”。陶行知先生委派徐明清担任晨更工学团团长。不久,王洞若来上海,陶先生要他来协助徐明清工作。

        晨更工学团是借国民党“普及平民教育”名义而创建的合法教育团体,也称晨更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等班级,属非正规学校,是松散型组织。当时办学条件很简陋,教学用的黑板、桌、椅、板凳大部分是借来的,不够用,就用砖头上放上木板当课桌,砖头就当凳子。工学团的经费是陶行知先生通过黄警顽先生向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募捐解决的,每月多少经费,没有固定数字。教员只供吃饭,没有工资。大家同吃一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生活十分清苦,即使这样,还往往揭不开锅,陶先生把他卖字卖稿所得的钱来资助工学团。虽然办学条件如此艰苦,但教员们革命热情很高,工作起早摸黑,任劳任怨。

         工学团办起来后,他们四处张贴布告,在附近农村、工厂、商店招收学生。白天是幼儿园、小学上课,清晨和夜晚,教工人、店员、农民识字。还办起英语,日语和注音符号学习班。同时,还派人到附近农村办夜校,送学上村,送学上门,受到群众的欢迎。由于工学团办学条件相当简陋,有钱的人看不起它,不愿送子女来工学团上学。所以,晨更工学团在幼儿园、小学招收的学生,基本上是附近的工农子弟。沪西区党组织还送来了几个父母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子女。教学用的课本除了小学教科书外,还结合社会调查、家庭访问,收集现实材料,自编教材。在教文化知识的同时,紧扣住抗日救亡运动,并密切结合启发阶级觉悟,寓政治思想教育于课堂教育之中,使学生们既读活书,又知国家大事;既懂反帝爱国,又懂当家作主,既懂严肃活泼,又懂团结友爱。比如老师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给学生们讲日寇暴行,东北沦亡,三千万同胞家破人亡,讲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闹革命的故事等,也讲一些为什么工人、农民起早摸黑,从鸡叫做到鬼叫,从年头做到年尾,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而地主、老板不劳动却发财过好日子等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教员们自编一些有革命内容的故事、歌谣、舞蹈,如“镰刀歌”、“农夫歌”、“锄头舞”等教给学生们,还组织参加文艺表演,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晨更工学团在办学中摸索着教育面向工农,为工农服务,与革命斗争结合的途径。工学团通过办工人、农民、店员夜校和各种学习班,把教育面向广大工农群众,同时,这也是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有效形式之—。先后来参加夜校学习的工人、农民、店员达数百人。在教学中,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文化水平,编写教材和讲义。从识字到讲道理,从讲工人农民的生活到讲国家大事,从文化教育到政治启蒙,由浅入深。特别是联系工人、农民现状,启发学员思考,使他们从读书识理中,找到认识社会,走向光明的“钥匙”。比如老师在教“工人”两字时讲:世界上有工人和农民,有老板和财主。布是工人织的,房子是工人盖的,粮食是农民种的。工人和农民功劳最大,养活了世界上的人,可是自己却是最穷苦的人。这种事情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老师在教“天下”两字时讲:“工”和“人”字连在一起就是“天”,工人只要团结起来,就要做天下的主人。苦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剥削社会造成的。学员中有不少女工和童工,为了引导他们去思考生活痛苦的原因,又用这样的自编课文来进行教育:“问阿姐,问阿哥,为啥我伲工人生活苦?隔壁格伯伯话,为仔我伲工人生来就命苦。我越想,越糊涂,同是爷娘生,为啥洋行大班生来就不苦?阿姐,阿哥,请侬告诉我。”老师还给大家讲时事形势,宣传抗日救国。有时采取讨论的形式,边提问,边议论,启发学员对当时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提出各自的看法,进行讨论,最后由老师归纳总结。这种形式使课堂气氛活跃,道理浅显易懂,引起大家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思索和启迪。虽然当时学习条件十分简陋,却深深地吸引了许多工人、农民、店员。课堂里往往挤得满满的,而且风雨无阻赶来听课。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员中有不少人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革命队伍。

       为了扩大影响,普及教育,广泛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工学团推行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是指在校学习的小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村里、到家里教不识字的人识字。在老师的辅导下,培养了一批小先生,他们在各自的村庄里、家庭里办起家庭识字班和村头识字处,挂一块小黑板,拿起粉笔,认真地写出几个字或词语或一首儿歌、民谣,就教起来了,“学生”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嫂、邻居。这种“小先生”上门送教的形式很受大家欢迎,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起到一定的作用。

        学团的老师们利用一切机会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上门家访,到地头共同劳动,一边劳动,一边聊家常。大家谈啊谈啊,关系就热起来了,心贴得更近了。有时到村里访问,带个小药箱,备些常用药品,为农民免费治疗一些常见病。他们还开展文艺活动,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附近村头、场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既活跃了文娱生活,又有教育意义。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上课时是师生,下了课就是亲密朋友。工学团的所在地成了群众乐意来聊天叙谈的地方,群众把老师当成知心朋友,有什么心里话愿掏出来,家里遇上个什么事也会来找老师商量拿个主意。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有时遇上国民党特务来捣乱,群众会自发地保护他们不受伤害。

        有了晨更工学团这个合法阵地,好比鱼儿得水,工作打开了局面,这里成了党在白区的一个工作据点。周扬同志派陈企霞同志来开展“左联”工作,田汉同志也派田源等同志来搞工农剧运工作。“教联”的常委也曾设在晨更工学团。这里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教联”、“左联”、“剧联”活动的地方。从东北来的抗日救国宣讲队代表孙达生、宋任远也常来晨更工学团,从内地来的青年进步学生吴莆生、王东放等同志也时来晨更工学团。还接纳了一些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暂时无安身之处的同志来晨更工学团帮助工作。晨更工学团的队伍越来越扩大,工作人员由筹建时二、三人,逐步发展到二十多人。幼儿园和小学的学生有数十人,农村夜校和各种学习班,有的十多人,有的数十人,联系的群众达数百人。工学团内发展了进步力量,建立了‘教联”小组、青年团支部。地下党沪西区委、周家桥青年团委有时就在这里接头和开会。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也来这里活动。当时“左联”在晨更工学团举办壁报,以诗、画、散文等形式宣传群众。“剧联”组织歌咏队,话剧队,排练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去农村及街头场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等,还演出过田汉编剧的《江村小景》、曹禺编剧的《雷雨》等进步话剧,很受群众欢迎。

        后来由于人员增加,影响扩大,原来的地方不够用,晨更工学团址就从陈更村搬到罗别根路430号(今哈密路430号)陆家花园。在那里还办起了晨光图书馆。黄警顽先生捐赠了一大批新旧书籍。图书馆向附近群众开放,借一些进步书刊给群众阅读,起到革命思想传播作用。

        孙达生建议开办一个小农场,既可以扩大活动地盘,也可以搞些生产,补贴开支。陶行知先生非常支持,帮助筹集资金。他找到一个编辑工人读本的任务,得到200元稿费,,又向其它方面凑到一些钱,就在大场租了15亩土地,盖了三间草房,由孙达生等负责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农场。在那里种西红柿、包心莱等。当时还安置了几位刚从监狱出来的同志来小农场,一边劳动,一边养身体。他们还在附近办了两所农村夜校和识字班,一处俱乐部,开展群众工作。

         一九三三年秋冬,是晨更工学团人数最多、工作最活跃、活动范围最广的时期。但由于受当时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注意工作方法,不注意隐蔽积蓄力量。在“一切为了斗争”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晨更工学团周围的围墙,篱笆上贴上了标语、口号,公开在场院、田头开小组会,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经常来盘查,甚至把团长徐明清叫到北新泾派出所去听候讯问。在这种情况下,于当年冬天,决定采取分散的办法,把晨更工学团的大部分人转移到小金更村19号继续开展活动。在罗别根路430号陆家花园只留下少数人继续办晨光图书馆。同时,上级党组织把徐明清同志调女青年会浦东女工夜校开辟工作,晨更工学团由十六岁的“小先生”王东放同志接任团长,由王洞若同志主持工作。

         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派突击搜查晨更工学团,逮捕了陈企霞、袁超俊、柴川若、王东放、赵玉章等五位同志,王洞若同志幸免。反动派还查封了晨更工学团。不久,王东放同志通过交保释放,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下,他与黄乃一同志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的兆丰路办起了兆丰图书馆,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晨更工学团虽然遭到敌人的破坏,但它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磨灭多而是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里。


 


               (史启尧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新四军奇袭虹桥日寇机场

      1939年春夏之间,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同志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江南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战略方针,决定派新四军第六团出师东进,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相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5月1日,叶飞、吴焜同志率领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700多名指战员从茅山出发向东路地区进发,到苏州、常州、太仓地区与何克希领导的地方武装会合。上海周围各县所有的武装力量除一部分地下党的地方武装外,全部由新四军统一领导,对外番号叫“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成立江抗总指挥部。他们活跃在江南地区,在地方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政治上、军事上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

      1939年6月,在青浦观音堂地区,“江抗”部队与顾复生同志率领的青浦抗日游击队会合。这时,日军正在大肆扫荡。为了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新四军六团打了一个伏击战,缴获日军一条汽油船,击毙了十来个日本兵。日军立即分兵四路向观音堂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六团奋起迎战,痛击日军。在战斗中,遭到伪军许雷生部的阻击。六团一下子便将他打垮,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许雷生残部夹着尾巴向上海溃逃。副团长吴焜同志带七连、特务连和四连一个排为一路,二支队长廖政国同志带五连、六连和两个机枪排为一路向上海近郊追击。连续追赶六十余里,一口气打下了几个市镇。廖政国同志带着地下党员和侦察班跑在最前头。忽然来到了一个样子很怪的地方,有洋房、有围墙、有一大片旷场……廖政国同志问地下党员这是什么地方?地下党员说:“到虹桥飞机场了。”一个侦察员急着说:“什么,虹桥飞机场,进去看看怎么样?”其他战士也附和起来了:“对,开开洋荤吧!停在地上的飞机从来没有见过。”廖政国同志听后说:“好,既然到了鬼子的心脏里,敌人一定没有预防,一下子突击进去,打掉些日本飞机,倒是个意外的大胜利。”

        跟在后面的两个连队上来了。连排干部一听到要去打虹桥飞机场,大为振奋,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廖政国同志布置了作战部署后,连排干部带着部队就向前冲去。一枪未发,便很顺利地突进了虹桥飞机场。飞机场里的伪警察、伪职员们睡得像死猪一样,都给战士们揪着耳朵从被窝里拖了出来,关到一间不大的小屋子里,缴下了十几支步枪。,

         廖政国同志在机场内仔细观察了一番,心想:为什么没有日本兵呢?飞机场不可能没有驻军,一定是那班日本兵占领了大上海后,看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夕便高枕无忧了,根本想不到新四军的神兵会夜间来“登门拜访”。他便立即指挥部队分路搜索。突然。几个侦察兵非常兴奋地奔来报告:“支队长,发现有四架飞机!”廖政国同志立即跟着侦察员急奔到机场一角,见那里果真停着四架日本飞机。这时,机场四角的碉堡里,日军开始了射击,部队与日军接上了火,机枪、步枪阵阵响起,接着,手榴弹爆炸声也响开了。廖政国同志一边命令部队收拢,赶快带着缴获品撤出机场,一边命令:“烧飞机!”侦察员们把汽油筒捣开。跑步猛扑到飞机旁。一会儿,飞机就被熊熊的烈火包围了。

        虹桥飞机场上,大火冲天而起,一大片夜空被染红了,滚滚的浓烟向四野飘散。驻守在碉堡里的日军吓得不敢出头,不知机场里究竟来了多少新四军部队,只是乱打着枪,眼看着四架飞机被火烧成灰烬。

        廖政国同志带着部队胜利地撤出了机场。当夜,虹桥飞机场四周枪声彻夜不停,兵车来往不绝,上海的日军紧急动员起来,如临大敌。等到天亮,日军派出部队搜索时,我英勇机智的人民子弟兵早已不见踪影。

        第二天,在上海租界出版的《华美夜报》、《大美晚报》上都出现了头条新闻:“国军万余夜袭虹桥机场”,把战斗经过描写得好像天兵天将一样。

        夜袭虹桥飞机场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上海数百万人民,使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扩大了党和新四军的影响。上海各界群众掀起了以人力物力支援新四军的热潮,许多爱国的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新四军的抗日影响下,一批批奔赴抗日前线,给新四军的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


        (史启尧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圣约翰大学学生运动片断

       圣约翰大学(简称约大)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9年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原名圣约翰书院。1906年向华盛顿注册.校长长期由美籍人担任。教授中许多是外籍人,学生大都出身于当时中国社会上中层家庭。课程全部用英文教授。1925年中国政府规定所有教会学校均须向中国政府立案,唯有圣约翰大学校长拒绝,直到1947年始向中国政府立案。

        1919年中国爆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约大学生奋起响应。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约大师生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约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状况有了变化,一批中下阶层家庭子女入学。在日伪反动统治的压迫下,约大学生抗日救国的觉悟日益提高。1938年秋,中共约大地下党支部的建立,使约大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得以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1945年春,经上级党组织决定,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的工作局面,约大建立中共地下总支部委员会。这是当时上海的高等学校建立中共总支组织的唯一学校。解放战争时期,约大成为上海学生运动堡垒学校之一。


       “五•卅”运动中另建“光华”


        1925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市人民立即掀起反帝浪潮,举行全市性罢工罢课罢市。约大爱国师生热烈响应这一革命行动,举行罢课,并上书教授会。6月1日,美籍校长卜舫济召集教授会,钱基博教授恳切陈词,呼吁校长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孟宪承教授任翻译,声泪俱下。卜舫济则坚决不许学生罢课,学生如罢课,就必须立即出校。由于双方相持不下,乃用无记名投票表决,以31票对19票通过了“学生罢课,照常住院”的议案,但卜舫济仍顽固地宣称:“校长有自由处分校事之权,绝不为教授会的决议案所约束。”

        6月2日晨,卜舫济召集教员、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议罢课七天,如届期尚未平息,则提前放暑假,罢课期间,学生须照章严守秩序。学生要求从下一天开始,在校内升半旗志哀,卜舫济表示同意。

        6月3日晨,童子军升旗,将美国国旗升到竿顶,而中国国旗下半旗为死难同胞志哀,然后学生会在礼堂集会。会毕,全体赴旗竿前志哀,可是旗竿上的中国国旗竟被卜舫济偷偷卸掉。众皆惊愕,推代表向卜舫济质询。卜推翻前议,强词夺理,坚持不准下半旗。代表见无理可说,即向童子军团部取得国旗,把国旗放在礼堂讲坛上,大家脱帽行三鞠躬礼。正待唱国歌时,卜舫济闯了进来,登台宣布解散集会,并下令学生即速出校,不许逗留作政治活动。卜舫济的蛮横行径使学生义愤填膺,当场“议决全体永远脱离该校,永不再来。”263名大学生和290名中学生以及一部分教职员在决议上签名。然后列队走出校门。中国籍教员孟宪承、钱基博等17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亦声明辞职,即日脱离约大。这就是“六•三”事件。为了申张中国人的志气,决心另办学校。在上海各界协助下,组织起一所新型大学——光华大学。一些不肯再接受约大毕业文凭的学生,以能领到光华大学特届毕业证书为荣,各界人士无不为这所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学校诞生而欢欣鼓舞。


         开展抗暴锄奸斗争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即将来临之际,约大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和部署,积极投入了迎接胜利的紧张工作。先是以约大助学团体干事会的名义,召开积极分子大会,传播抗战即将胜利和新四军进军上海的消息,部署迎接抗日部队和庆祝胜利的准备工作。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约大同学会,一群群学生着手写标语、剪横幅、扎红花……兴奋地投入欢庆胜利的准备。

         不久,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改变了新四军进占上海的计划,要求上海党组织仍作长期埋伏的安排。由于中共约大总支接到这一指示精神时,已经是原定行动日期的前夜。这时全市已实行宵禁,无法将此指示再往下传达。住宿校内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已把连夜赶制的“庆祝抗战胜利”、“欢迎抗日部队”、“严厉惩治汉奸”等标语,贴满了校园。第二天凌晨,总支委员赶到学校传达,并将原定到曹家渡一带迎接新四军的行动,改变为庆胜利、锄汉奸的宣传活动。当学生群众队伍准备出发上街宣传时,,竟遭到校长沈嗣良和校内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的无理阻挠,使外出宣传未成。隔日,校方又突然宣布提前放假,并以“行为不检,违反校规’的罪名,宣布将陈震中等18名学生(其中15名地下党员)开除学籍,还有几名同学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

        约大总支当即研究后认为:学生庆胜利、锄汉奸的行动,合乎情理,顺乎人心,完全正确,而国民党、校方为此逮捕和开除学生,实既悖于理,又逆于人心。校长沈嗣良投机钻营,巴结日伪,充当汉奸的劣迹,早为广大师生所不满。因此,总支认定发动抗暴反沈斗争,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在取得上级党组织领导同意后,立即举起抗暴锄奸旗帜,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反沈护校”运动。首先组成被开除学生陈秀瑛的父亲、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牵头的“被开除同学联合会”,呼吁全校师生和社会舆论主持正义。同时,通过各院系学生会和团契代表组成“反沈护校”支持被开除同学后援会,多次召开学生团体代表会,揭露沈嗣良的汉奸罪行以及扣发师生户口米,囤积居奇,利用学费收入放高利贷等丑事,使沈嗣良陷入孤立境地。学生的行动,得到了约大校董会董事长颜惠庆和丁光训、郑振铎等著名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文汇报》、《时代日报》、《辛报》和《前线日报》等报刊也作了报道,对沈嗣良加以谴责。后援会又以《处置汉奸条例》为法律依据,整理出沈嗣良十大罪状,送交国民党当局。迫于学生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压力,沈嗣良终于下台,不久被拘捕入狱。被捕和被开除的学生,也在同学们的欢呼和爆竹声中,先后胜利返回约大。约大抗暴锄奸斗争取得了胜利,也推动了其他各校锄奸运动的深入发展,通过这场斗争,约大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队伍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为解放战争时期约大学生运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站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前列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任命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名为“调停”内战,实为贯彻其“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的既定方针,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作准备。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决定以“欢迎马歇尔调停内战”的合法名义,组织学生集会,表达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并要约大与之江、沪江、东吴、上法等大学共同作为发起单位,分头串联40多所大、中学校,成立“上海大、中学生欢迎马歇尔大会”的机构,约大被选为主席。当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上海,下橱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的当天下午3时,上海43所大、中学4000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中央路广场(今沙市路中央商场,华懋饭店对面)举行“欢迎大会”,由约大学生黄振声、陈震中(均为地下党员)等指挥队伍前往马歇尔下榻处,向马歇尔递交《全市大、中学生给马歇尔特使的公开信》,提出公正调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撤退驻华美军、在内战未停止前不以军火给任何一方等6项要求,遭到预伏在广场周围的几十名国民党特务打手的阻挠袭击。他们挥舞粗棍大棒,乱打乱劈,多名学生被打昏倒地,血流满面,一些初中同学和女同学也惨遭毒打。面对这种暴行,学生们无不愤怒万分。“欢迎马歇尔调停内战!”“一定要见马歇尔特使!”“不许特务打人!”怒吼声与《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成一片。当时,恰好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罗伦•艾利奥特(美国人)路过中央路广场,目睹了现场暴行,表示愿意将信件转交给马歇尔。至此,大会告一段落。接着学生举行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大游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愿望,也为建立全市性学生团体奠定了基础。

       面对上海学生“迎马”活动,国民党十分惊慌。上海市长钱大钧电告教育部长朱家骅称:“圣约翰大学学生受奸党鼓动,欲发动学潮以响应昆明学潮。”确实,国民党12月1日在昆明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等四位师生惨遭杀害,60多名学生受伤这一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激怒了上海广大学生和所有有良知的人民。各校代表在“迎马”筹备会议上,就强烈表示应该采取行动支持昆明学生。于再烈士的胞妹于庾梅家住上海,打算在玉佛寺做一次佛事,祭奠被反动派杀害的哥哥。上海市地下党的领导得知此事,决定支持她举行公开祭奠,并发动大中学生、教师、工人、知识界和其他各界代表去参加,还决定由约大总支抓公祭的有关事务,由“迎马”的工作班子负责与各校联络。1月13日清晨,群众队伍举着横幅,捧着花圈,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向玉佛寺汇集,人数达1万余人。当时玉佛寺大殿内外挂满了挽联,宇字句句都充满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呐喊。仪式开始后,由马叙伦先生宣读祭文,字字铿锵,声声血泪,寺院内外,万人伫立,一片啜泣。当他读到:“呜呼先生!不死于敌伪之手,而死于暴徒之手。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以杀敌人,而用以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时,全场一片悲愤。尽管寺外布满大批军警,宣布不准游行,而愤怒的群众却把“公祭”变成盛大的示威游行。万余群众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浩浩荡荡地前进。暴风雨般的口号声、歌声震撼着上海街市,牵动着千家万户。“祭于’如同“迎马”一样成为一场政治斗争,对于配合和谈,揭露美蒋,教育群众,进一步掀起反内战、争民主斗争高潮起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反美扶日,唤醒人民不忘民族危机


       1948年春,上海学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运动。约大被确定为这次运动的重点学校之一。约大总支认识到在这所美国教会学校开展直接反对美帝的运动更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决心把学生的政治热情,很好地调动和组织起来。5月4日,约大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了全市学生在交大民主广场举行的营火晚会。熊熊的火炬点燃了约大学生心中的爱国火焰,推动了“反美扶日”的斗争在约大全面开展。约大各学生团体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广大同学看到了美帝扶日的严重性,明确了爱国青年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5月25日,约大举办民族展览会。展品中有侵华日军的刺刀、钢盔、军衣等实物。展览场上悬挂着:“抗战八年,中国人民血和泪的回忆”、“惨胜三年,美国扶植日本法西斯复活”的巨幅对联,播放着《嘉陵江上》等乐曲,引导参观者深沉的思考和奋发斗志,不允许日军侵华历史重演。由于参观者络绎不绝,展览只得延期三天结束。

         这个展览会一展出,即引起美蒋反动派的恐慌和仇视。美国官方控制的《大美晚报》和美蒋合办的《华美晚报》连续发表社论,叫嚷:“上海学生煽动反美火焰”。并指名攻击约大:“先前是中美协作的中心,今日却成了反美活动的跳板。”“属于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怎能允许这样的展览会来引起对美国的恶感,破坏中美关系呢!”并暗示国民党政府:“假如中国当局要为镇压找依据,这里就是一个机会。”美国驻沪总领事也两次赶到约大,说什么“约大学生依靠美国的恩惠得到教育,连日常所需粮食都得依赖美国人民的血汗和纳税人的慷慨,竟然诽谤美国,实不应该。”对此,约大学生嗤之以鼻。5月29日,在展览会闭幕那天,约大学生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严正声明:“约大校园是中国的领土,约大学生是中国人,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

         6月1日,约大在美籍副校长卜其吉的操纵下,宣布给学生会主席史久余、联络部长陈文涵二人停学处分,9月,又宣布全校停课一周,提前考试,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对付赤色学生”,并攻击校长涂羽卿和其他进步教授。3日,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势力阻挠学生爱国宣传,干涉校政,无理处分学生,非法停课的种种倒行逆施。校内特务在校外特务的配合下,冲击会场,殴打学生,打伤学生七人。愤怒的约大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学生会当夜即派代表在交大举行的大型“反美扶日座谈会”上,向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控诉,并连夜赶印告同学、家长、各界人士书,出版《把祖国推向独立自由解放》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继续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市学生反美扶日大游行。

         6月5日,全市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游行。几所国立大学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学生队伍无法走出校门,但约大和其他几十所私立大、中学校学生五千余人冲破阻挠,于当日下午2时,到达外滩集合,示威游行照常进行。尽管布满外滩的军警将学生队伍包围,并以枪口、刺刀对准示威学生。然而示威学生却毫不畏惧,高唱“反美扶日”歌曲,高呼“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口号,向周围群众散发《告同胞书》。当一批特务冲进学生队伍逮捕关押了54名学生之后,游行队伍仍然队形不乱正义凛然,继续与军警对峙。6时许,当局增调大批军警、马队,将游行队伍切断成几个小段,可是游行学生分而又合,边游行边宣传,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防止日本法西斯东山再起,为祖国独立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得到广大市民的呼应。游行队伍一直行进到大上海电影院门前之后,才宣告游行示威胜利结束。约大学生无不为能站在反对美蒋斗争的前列,发挥堡垒学校的作用而感到自豪!


          (张健行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国民党新泾区警察局中共地下党斗争

   解放前,国民党新泾区警察分局设在北新泾镇关帝庙内,下辖十个派出所,计一百余人。在这里面,有我中共地下党员张守正、孙慎言、李广麟等三位同志。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冒着砍头、坐牢的危险,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乐章。

  1948年秋季前,孙慎言、李广麟由市地下党警委书记邵健同志单线领导。1948年秋,组织关系转到警委静安支部,与张守正接上关系。上海解放前夕,新泾区警察分局地下党小组的行动,由警委静安支部负责人韩复清同志直接领导。

  1949年,面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攻势,国民党警察局内人员思想日趋动荡,有相当一部分人傍徨徘徊,思考自己出路。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警察,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有的则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阴谋在逃跑前进行破坏活动。警委及时研究了各种人员的思想动态,指示警察局内地下党组织抓住时机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攻势,动摇分化敌人营垒。地下党员分头在警察中开展工作。他们列举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和几百万军队被打垮的事实,说明长江守不住,上海保不了。从而打破了一些下层警察对国民党的幻想,促使他们认清形势,转变立场,站到人民一边。同时,地下党员,把警委发下的对敌警告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等宣传资料分头寄给分局副局长言中信等一些反动警官及镇上那些平时为非作歹、积极反共的人,如义警大队长秦国钧、王同德,青帮恶霸季锦明之流,敦促他们认清形势,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警告他们若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解放后要予以严惩。这一行动在警察局内部及镇上引起很大震动。不少警官收到《约法八章》和警告信,不得不考虑继续与人民为敌的严重后果,从而使自己有所收敛。通过开展政治攻势,对争取广大旧警人员,孤立少数顽固分子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上海,警委布置地下党员利用警察职务的有利条件,收集国民党党政军宪特等反动机构的驻地、人数、装备、仓库物资和官僚资本厂矿企业等情报,调查警察局内警官和特务分子的经历、住址、政治态度和历史罪恶,了解警察局和特务组织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案件及敌人掌握准备搜捕的黑名单等等。新泾警察分局地下党组织根据警委的指示作了研究和分工:张守正负责搜集北新泾东面的敌人情报,孙慎言负责搜集北新泾西面的敌人情报,李广麟协助。地下党员为了完成党布置的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分头行动。北新泾镇地处军事要冲,敌人在镇周围设了不少明碉暗堡,地下党员利用警察身份的有利条件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从而掌握了国民党军队在北新泾地区驻防地址及番号、敌碉堡分布图、反动势力(地方恶霸、义警、青帮)、伪保甲编制及成员分布等一批重要情报,还搞到了一张新泾警察分局管辖地分布图。然后三人在孙慎言宿舍内进行汇总整理,把有关敌情标明在地图上,由张守正负责把各种汇总的情报上报警委,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利用矛盾,打击敌人。新泾警察分局副局长言中信平时非常反动,克扣、迟发、私吞警饷,倒卖黄金,激起广大员警的不满。但慑于言的淫威,大家敢怒不敢言。言中信将招来的四个亲信安插在身边,把北新泾派出所一挺机枪和三支卡宾枪收上来分发给这四个人,并让这四个全副武装的亲信住在他办公室的外间。这个举动引起分局内许多员警的疑虑和不满,北新泾派出所警士李全祖来找孙慎言商量对付。孙慎言当机立断,当天晚上由李全祖将派出所的警员招集到分局,将一挺机枪架在大院内铁鼎后面,枪口对准局长办公室,逼言中信把枪支缴出来,同时把四个人也交出来审问。一时形势十分紧张,双方剑拔弩张。言中信自知理亏,怕事态扩大下不了台,同意把枪缴出来还给派出所,四个人也交出来,但要求不要打,不要关押。当晚对四个人进行了审讯,写了笔录,临时关在拘留所里。第二天,孙慎言把此事向张守正作了汇报,并商量进一步对策。市警察局闻讯后,派督察处长来新泾分局召开员警大会追查昨夜发生的事情,地下党员按照事先商量的对策,让大家异口同声地揭露言中信的问题,如每月警饷总局是月初发放的,但言中信总要拖到月底才发到员警手里。当时物价飞涨,言挪用警饷搞投机买卖,从中得利不少。总局平价配给员警的黄金全被言中信吞没等等。这些事实的揭露使言中信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督察处长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就讲了一通勘乱时期全体员警要团结一致,防止共党分子趁机捣乱之类的话,就草草收兵。不久,言中信被总局扣押起来了,派一个叫黎运洲的来新泾分局当局长。他到任后,隔几天来一次,坐一会就走了,对局里的事不大过问。这样,对我地下党开展反破坏、反迁移、迎解放的行动便利不少。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溃退。国民党当局感到大势已去,企图把上海警察局力量连人带枪转移到舟山负隅顽抗。在新泾分局动员全体员警报名登记。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我地下党员分别暗中做员警的工作,员警们纷纷向当局提出:"去舟山不许带家属,我们的老婆孩子怎么办?"结果广大员警都拒绝登记报名去舟山,使敌人的阴谋又落空了。

  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惊恐和不安,国民党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地下斗争的环境越来越险恶。为了保卫党的组织免遭敌人破坏,使党员有应付突然事变,经受严峻考验的思想准备,警委对地下党员进行形势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例举反动警察机构镇压共产党员的种种手段和对付敌人的办法,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不变节自首,不损害组织,不出卖同志,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黎明到来之前,敌人越加疯狂,市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亲自到各分局集合员警训话,威胁利诱。一天,毛森由分局长黎运洲陪同采到新泾分局,让全体员警在院子里排成两行,听毛森训话。毛森说:"你们当中谁是共产党员,名单都在我口袋里,如果你能自己站出来自首,我向你们保证,不予追究,要干可以让你当官,不想干的可以发给路费,要是我讲完话以后,你们还不站出来,要予严惩,就连你们家属也一律处死,决不宽容。"一副来势凶凶、杀气腾腾的架势。面对敌人的淫威,我地下党员脸不改色,沉着应付。结果毛森训了二十分钟的话,一无所获,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上海临近解放时,警委指示各分局地下党组织:为了控制要害部门,保护枪支弹药,保护档案物资,防止敌人在行将灭亡时的疯狂破坏,为接管国民党警察局作好组织准备,各分局要建立保管委员会,在保管委员会的领导下,保护好枪支弹药和档案,协助和配合各界护厂护校。新泾分局地下党小组作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三位党员作了分工,各负其责,分头行动,互相默契,同时团结了周围一批积极分子配合行动。五月二十五日,北新泾镇解放,我地下党员将事先准备好的迎接解放的横幅挂了出去,四处张贴标语,同时公开了保管委员会的组织名称,声明奉上级命令,做好保管工作,等待解放军接管,并提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保卫内部,维护治安"作为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任务,除了对存放在恒孚毛纺厂的档案物资暂行封存,做了妥善处理外,又分头去收集分散在各处的枪支、电讯设备等物资。

  第一个来接管国民党新泾警察分局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新泾分局军管组组长石友光同志。新泾分局地下党小组协助军管组顺利地进行接管,由张守正、孙慎言两同志负责向军管组汇报和介绍新泾分局情况,李广麟同志负责对回局复职的警察进行登记。在接管工作中,由于地下党小组的积极工作,使员警很快集中,枪支弹药档案物资未致散乱,军管组到达后,能迅速了解情况,掌握情况,以至立即恢复治安,建立革命秩序。战斗在敌人心脏内的警察局地下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发挥了第二条战线的特殊作用。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史启尧、赵金山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解放战争时期新泾区地下党组织活动

   新泾区位于上海市的西郊。东部,即周家桥以东,原系沪西工业区的一部分,工商业比较集中。周家桥以西,是农村地区。南边的虹桥路两侧,有不少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官僚买办的高级住宅,是有名的别墅区。境内道路纵横交错,交通十分方便。从市区经长宁路北翟路可直达诸翟镇。沪杭铁路贯穿其东部,西南隅有虹桥机场,名义上是民用机场,实际上是军用机场。北边的苏州河是上海通往江、浙等省的主要内河航运要道,也是我上海地下党与华中根据地来往的主要交通线之一。因此,新泾区是个战略重地。

  这个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比邻县的农村地区更为严密。他们以北新泾镇为中心,设置了国民党新泾区党部,三青团区队部,区公所,警察分局以及地方反动武装、新泾区义务警察大队部,并在各工厂、学校、地区建立基层组织。此外,还有中统局沪西站的特务,分布在周家桥一带。各种反动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地方恶霸、流氓、地痞和青红帮人员担任,使反动官僚与封建恶势力紧密结合起来,严密地统治着这个地区。

  但是,我们党在这个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早在一九二五年,党曾在日商丰田纱厂(今上棉五厂)、申新一厂(今上棉二十一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卅"斗争。一九三二年,江苏省委领导下的沪西区委,在周家桥建立了工作委员会,领导周家桥、北新泾一带工厂、学校,作坊、街道党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党派张维桢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到丰田纱厂开展工人运动,办平民夜校,发展了一批党员。一九三七年四月,张维桢同志去延安,改由戴力云同志领导。此外,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北新泾创办过实际上由党领导的晨更工学团,开展抗日救亡教育。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学生们在一起,在周围地区举办民众夜校,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教育。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淞沪支队顾复生部,曾在诸翟、北新泾一带活动。抗战胜利后,部队北撤。党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九四六年初,上级党组织派俞树芳同志来北新径地区,要他从办民校着手,利用民校教师的公开合法身分,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包括地方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团结群众,开展党的工作。同年七、八月间,俞树芳同志通过新泾区市立小学教师、老同学金关兴的介绍,借用私立大金更小学办起了三十七民校。党组织又调来了刘期颐、陈映青两同志作为民校教师和俞树芳一起开展工作。开始时,办了两个班级,报名入学的有新丰布厂的青年工人和附近村庄的青年农民以及失学青年约五十余人。三十七民校除教学生识字外,还以读报谈时事讲故事形式进行政治宣传教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启发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的愤恨;结合教唱进步歌曲,阅读进步书籍,宣传革命道理和解放区人民翻身作主人的幸福生活。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只能是隐蔽地进行。

  党有了第一个工作据点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上级党组织又调王崇道同志来新泾区工作。同年五月,建立了新泾分区委,由王崇道任书记,俞树芳为组织,委员,刘期颐为宣传委员。分区委成立后,决定以民校为中心,向全区布点,发展党组织,打开工作局面。分区委积极地在教师中开展工作。通过三十七民校,利用市小学教师福利会、私校教师联合进修会等进步群众组织,串联全区教师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动员他们参加教职员工消费合作社。该社在长宁路中山西路设立了一个门市部,组织流动售货车,不定期地为远离门市部的学校送货上门,方便了教职员工购货,减轻教职员工的负担。一九四七年暑假,分区委在北新泾小学举办了新泾区教师夏令进修会,增进了教师间的情谊,团结了当地广大教师,发掘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基础上,先后在北新泾一带发展了金关兴、赵同美、陆旦正、富继兰、范欣、赵志英等一批教师入党,建立了虞姬墩、大金更、周桥三个学校据点,并建立起周桥小学党小组。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三十七民校从大金更小学移至北龚家宅、刘家宅、薛家厍等村庄,办了三个班级。这时,民校以一盏汽灯、一块黑板,借用民房客堂、方桌、长凳,就办起了一个班级。只要汽灯一亮,就挤满了一客堂的青年学生和来听课的中老年人其中有不少是帮助办学的积极分子。经过教育、考察,又发展了新丰第一织布厂的万忆琴,中纺五厂的金寒秀、陆根发、吴静龙,天厨味精厂的顾光裕,大金更村的朱金贵、金兴生等一批同志入党。随后,他们在各自的工厂、地区开展了党的工作。

  与此同时,党组织为了开辟西部诸翟镇周围农村的工作,分区委委员刘期颐同志由天厨味精厂党员顾光裕介绍,与诸翟的农民林庆龙建立了联系,通过林庆龙在诸翟镇北梢的肖王庙办起了肖王庙小学和三十七民校分校。群众对开办民校非常欢迎。开始时,办了一个班级,来听课的人数远远超过一间教室能容纳的人数。周围村庄的农民,纷纷要求把民校办到自己的村上去。党组织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开展工作的需要,决定加派分区委委员曹伯慰去诸翟与刘期颐一起开展工作。并通过上级党组织调来王绪生、蔡启华、梅青、邱斌、李贻钧等同志在诸翟镇周围的石皮弄、调字圩、朱家泾等村庄开办了民校的班级,扩展了党的工作据点,党组织在这个地区团结群众开展反征粮、反征税、反征丁的"反三征"斗争。当时诸翟镇的归属问题还未定,江苏省的青浦嘉定两县都在争抢管辖权,而当地人民希望划归上海市管辖。党组织利用划界归属未定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哄走了嘉定县派来的乡长,抵制了抽丁收税,使诸翟成了"三管三不管"的地方,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取得了斗争胜利。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农村积极分子。不久,先后再吸收了林庆龙、金允轲、朱冠文同志入党。

  一九四七年九月,新丰第一织布厂的万忆琴同志在分区委的领导下,与同班收发工邬漠侠一起,凑钱在厂里办了一个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向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解放战争形势教育,她还以结拜"十三姐妹"的形式,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成立了新丰第一织布厂党支部,万忆琴为书记。这是新泾区最早的一个工厂党支部。之后,他们利用上海黄色工会到工厂拉势力的时机,筹组工会。在筹组工会过程中,资本家企图另组工会。党支部团结工人群众与之展开尖锐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厂工会的领导权。从此,新丰第一织布厂党支部利用"黄色工会"的牌子,开展合法斗争,为工人撑腰,谋福利。他们经过斗争,迫使资方开除了欺压工人的总工头;迫使资方在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发放年终双薪。

  中纺五厂(今国棉五厂)的党员金寒秀、陆根发、吴静龙等在厂里团结教育工人。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展了反饥饿斗争,提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发动织造车间甲班连续三个夜班展开了关车罢工斗争。在申九"二.二"罢工斗争时,在厂里散发传单,揭露敌人镇压工人的罪行,动员积极分子捐款,支持申九工人的罢工斗争。与此同时,发展了中纺五厂工人吴林妹,申新一厂工人张银仙入党。

 一九四八年,周桥小学党小组根据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保甲查户口的活动。国民党的目的是通过查户口,发现和破坏我地下党的活动。我们参加这一活动,对被查户对象一律予以通过,从而保护了好人,破坏了国民党的企图。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吴良杰同志来新泾区领导全区工作。正当工作顺利开展时,党组织发现敌人要捕王崇道同志,立即通知他躲避,并相应采取了组织措施。在敌人追捕时,不幸发生中纺五厂党员陆根发、吴静龙和肖王庙民校党员赵霞辉被捕事件。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始终没有暴露身分和有关党组织的情况,敌人得不到丝毫材料,只得先后释放。党组织没有因为敌人的破坏而收缩活动区域,相反,积极采取措施,在华漕地区发展了赵立强等四同志入党,建立了华漕党小组,开辟了华漕地区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转入迎接解放上海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初,分区委领导作了较大的调整。这时,分区委属北郊区委领导,由北郊区委委员潘文铮同志兼任书记,范仲奕同志为组织委员,余健行同志为宣传委员。并建立了勤光小学党小组,负责掩护分区委领导活动的任务。

  分区委布置各据点的党组织,用各种方法,普遍地开展社会、敌情调查。新丰第一织布厂党支部对虹桥路北、古北路东、中山西路西、天山路南区域内的机关、学校、仓库、教堂、工厂等单位,以及碉堡、驻军地点、番号等情况作了调查。每天清晨,利用国民党军队出操时了解他们的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并绘制了地图,交上级党组织。勤光小学党组织对古北路西、苏州河南、哈密路东、虹桥路北的区域内敌军驻军人数、番号、武器装备、碉堡以及道路河流桥梁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并绘制地图,交上级党组织;他们还调查了全区学校的分布地点、负责人、设备等情况。大金更、华漕、诸翟等农村的党组织,也都调查了敌军驻军人数、番号、武器、装备、碉堡位置等情况。华漕党组织还利用敌人拉民夫的机会,动员了高宝珍等两位女积极分子在敌人封锁线侦察敌军火力配备、地雷埋设地点等情况,绘成地图,送交上级党组织。地下党员赵富祥利用在虹桥机场工作的方便,取得了不少机场情报。

  加紧组织群众,控制地方武装,展开护厂、护校、保护地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企图在上海负隅反抗。在华漕地区设置了封锁线,把新泾区截为东、西两部。给我党的地下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分区委决定由大金更党组织担负联络交通任务,负责分区委与华漕、诸翟地区的交通联络。诸翟地区党组织以"十五弟兄"、"鹤社"为基础,团结镇上工商界及附近地区农民,组织了名为"上海市郊区人民保卫地方协会"的群众性组织。同时,争取了镇上两支地方武装(自卫队、义务警察)的负责人陈福加、冯继祖,使这两支队伍的人员、枪支武器,完全归由地方协会领导控制,扩大了我们的力量。各工厂的党组织也都发动群众,组织人民保安队、工人协会和护厂纠察队。中纺五厂以党员为核心,组织了四、五百人的护厂纠察队,日夜在厂里布防巡逻,保护机器设备。新丰第一织布厂、中纺五厂、申新一厂八厂、大中纱厂等都组织了人民保安队。

  分区委还组织力量,向区内的保长、义务警察分队长以上人员投寄劝告、警告信,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我党政策,晓以大义,喻以利害,指明其出路,号召他们弃恶从善。对全区学校校长,投寄了劝告信,希望他们保护好学校设备财产,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分区委范仲奕同志亲自对周家桥地区的义务警察中队长季锦铭当面讲清解放战争形势与我党政策,要他们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地方安全。

  大金更地区的党员,利用驻军借用日常用具的机会,先后策反四名国民党军队的班长、士兵逃跑,影响了这一地区驻军的士气,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上海外围战打响后,分区委委员余健行同志领导诸翟"上海市郊区人民保卫地方协会",在极其险恶、复杂的环境中,与我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军部领导取得了联系,配合二十七军侦察、监视敌军动向,并捕获俘虏、缴获情报和枪支、弹药等。在二十七军向市区进军时,诸翟党组织派党员陆亨元、积极分子张达仁为解放军先头部队作向导,从西郊直至市区的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

  五月二十五日,苏州河南岸地区全部解放了。但是,周家桥申新一厂、八厂内还盘踞着一股敌军,企图顽抗,破坏工厂设备。解放军在正面进攻没有得手。分区委委员范仲奕派勤光小学党员金关兴、周家桥地区积极分子顾家宗带领部队迂回到申新一厂侧后,向顽敌进攻,迫使敌军仓皇向苏州河北逃窜,从而保护了申新一厂、八厂的设备和留厂人员,免遭破坏、杀害。

  新泾地区解放后,分区委书记潘文铮同志立即率领全区党员、积极分子开展政治宣传活动,张贴标语,组织文艺演出,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配合解放军发动群众,借粮借草,为部队提供给养。领导人民保安队,维持地方治安。在勤光小学召集全区各学校校长会议,动员他们开学复课。至此,新泾分区委在解放战争时期,以三十七民校为基点建立了四个工厂据点、三个农村据点和五个学校据点,发展了四十五名党员,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五个党小组,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军管会新泾区接管会领导下,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根据范仲奕、朱冠文、金关兴同志的回忆文章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新丰第一织布厂党的地下斗争

   新丰第一织布厂(今古北路551号,上海新联印染整理厂)解放前是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工厂。工人的劳动时间每天竟长达十二小时。资本家在全厂实行搜身制,拿摩温对工人实行封建宗法式的统治,工人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封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怒和不满,孕育着工人阶级坚强斗争的火花。

  当时,这个厂有些工人在第三十七民校读夜书,万忆琴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七年九月,万忆琴同志在民校入了党。根据党的指示,万忆琴同志在厂里工人中开展工作。她团结工人,关心工人疾苦,和同班收发工邬谟侠一起,凑钱办了一个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向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解放战争形势教育。她还以结拜"十三姐妹"的形式,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并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顾正冠、顾雅娟、须见明、邬谟侠、张俊兴、顾和妹、杜福宝、唐正坤、胡秋元、贾文依、王柏林等十一名党员。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成立了以万忆琴为书记,邬谟侠、须见明为委员的党支部,受新泾分区委领导。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新泾区最早的一个工厂党支部。

  党支部成立后,在工人中进行艰苦的工作,积极筹组工会。当时,国民党的沪西三区工会派人来厂联系,拉势力,要成立上海市机器染织业工会。党支部把这个情况及时向新泾分区委作了汇报。组织上认为,可以用他们的牌子,取得公开合法身份,便于隐蔽力量,组织群众,在工人中进行工作。这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围绕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厂里展开了场尖锐的斗争。

  资本家不愿让工人组织工会。新丰第二织布厂曾两次组织工会,都被资本家破坏。新丰第一织布厂即使组织一个挂国民党工会牌子的工会,资本家也不肯轻易放过。党支部对于这一点是有所警惕的。支部决定先在各班工人中串连登记,秘密发展会员。总工头顾某得悉组织工会的消息,立即向资本家报告。厂长一听,火冒三丈,把各班领班叫来训斥了一顿,然后指使顾某把发起组织工会的人开除出厂。于是顾某把杜福宝(地下党员)和蔡正其两位老工人开除了。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由地下党员张俊兴、须见明、邬谟侠三人主动找顾,告诉他组织工会是工人自己的事,发起组织工会的是大家,不是杜、蔡两人。顾某依势压人说:"谁叫你们组织工会?为什么偷偷摸摸不敢公开?"他们三人一听,觉得他说到点子上了,就亮出了国民党的工会牌子,说:"好!告诉你,今天就公开啦!我们是沪西三区组织的上海市机器染织业工会的一个基层组织。"当着顾的面,马上给三区工会打了一个电话。顾见势不对,只好溜掉了。资本家原想用"杀鸡儆猴"的办法,开除几个人,把组织工会的事压下去。地下党则利用国民党工会的牌子,"以夷制夷"回敬了一巴掌,迫使资本家收回开除杜福宝和蔡正其的决定。

  资本家并不罢休,又使出另外一招。他到新丰第二织布厂找来了破坏工运的老手、特务分子、挂名的副总工程师邵省山,气势汹汹地找几个负责组织工会的人谈话,想把工会压下去。他们一方面要把几个带头组织工会的人遣散出厂,另一方面以工福会特务董某为后台,企图另组工会,以便把工会的领导权控制在资本家手里,作为资本家的御用工具。资本家通过各班的领班、拿摩温,在工人中拉会员。这样,尖锐的对峙局面出现了。地下党支部利用市机器染织业工会理事长方如升出面,请董到方那里去。当着方、董的面,陈述资方要董在厂里组织工会,弄得我们不好办,究竟听谁的?董见状连忙一再声明:"董某不知方先生正在组织,保证绝不插手。"方当董的面,一再表态,要为工会撑腰。地下党支部利用这些工贼之间的矛盾,导演了一出"狗咬狗"的活剧。资工家想另组工会的阴谋告吹。新丰第一织布厂工会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冬宣告成立了,由地下党员邬谟侠、张俊兴同志分别任工会理事、监事,工会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地下党手里。挂着国民党工会的牌子,却秘密地做着赤色工会的工作,为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迎接上海解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工会成立后,为工人撑腰、谋福利,维护工人的利益。这样,工会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可是,总工头顾某整天耷拉个脑袋,总觉得工会是一根卡在他喉咙里的鱼刺,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有一天夜班开饭,食堂吃的是臭咸鱼。有的工人把臭鱼端到账房间让顾某尝尝,不料顾用鼻子一嗅,蛮不讲理地说:"不臭,我说不臭就不臭。"这样一下子激怒了夜班工人,同他评理。顾便破口大骂,并叫来了周家桥号称"一百零八将"的地痞流氓到厂里来寻衅打架,殴打工人。这样,更激起工人的愤恨。党支部研究后,认为顾某是资本家的走狗,一贯欺压工人,破坏工运,应该发动群众,坚决搬掉这块压在工人身上的"石头"。当时由工会出面,向厂方提出四条要求:(1)顾某招流氓进厂打架,应按厂规处理,必须立即开除出厂,(2)厂方要保证工人的人身安全,保证工人外出不受流氓欺侮,尤其要保障女工的安全,如发生事故,一切由厂方负责;(3)要求厂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4)鉴于工厂伙食太坏,工人要求参加厂方的伙食管理,选代表监督伙食账目。资本家十分尴尬,在愤怒的工人面前,再也保不住他豢养多年的忠实走狗了,只得忍痛把总工头顾某开除了。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全厂,也震惊了新丰公司的各厂,大长了工人们的志气,大灭了工头拿摩温的威风。不仅本厂的领班、拿摩温不敢随意欺压工人,而且迫使新丰公司各厂的工头、拿摩温的气焰也有所收敛。厂方对工厂的一些大事有时也要征求工会的意见,工会不同意的事,厂方不敢随意作出决定。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国民党面临政治、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心浮动,全上海一片混乱。为了配合解放战争胜利进行,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发起要求发放年终双薪的斗争,以便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地下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由工会出面,召集工人代表开会,酝酿向资本家提出发放年终双薪的要求。然后,由工会的理监事和一部分工人代表出面,向厂方进行交涉。第一次谈判未成,厂长推说这件事涉及到新丰公司各厂,要经过公司董事会研究。工会向全厂工人传达了厂方的态度,工人们看出厂方在耍滑头,十分气愤。工会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工作,酝酿罢工;另一方面通过市机器染织业工会到附近印染厂、织布厂进行串连,争取各厂联合行动,进行声援。谈判斗争持续两个星期,出现僵持局面,。厂长已得到工人要罢工的消息,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意下,开了汽车来到工厂,并让工厂的稽查持枪威胁,想用高压手段把工人要求发放年终双薪的事压下去。工人们看到他们气势汹汹,非常愤怒,一下子夺了稽查的枪枝,扣下了厂长的汽车,锁上了大门,包围了厂长办公室,看守住电话,以防厂方叫军警镇压。工人们顶着严寒风雪,站在院里,从中午直到深夜。欺软怕硬的厂长怕真的激怒了工人,发展下去不好收拾,罢下工来,损失更大,便与公司联系,答应发放一部分年终双薪。党支部研究了斗争的形势,鉴于当时上海国民党反动统治白色恐怖严重,要求发放年终双薪的斗争已坚持了两个星期,为了防止资本家狗急跳墙,同反动当局勾结镇压,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保护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让工会出面说服工人,适可而止。又经过几次交锋,最后资方同意:计件工资工人每人发放二十二天,日工资工人每人发放两个月,百分之三十发现钞,百分之七十发花布。这样,持续近二十天的斗争胜利结束了。

  一九四九年春节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江作战,南京国民党政府眼看残局已无法支撑下去,下令各大城市作"应变"措施,指使一些工厂拆迁机器,转移资金,偷运重要物资,破坏工厂设施。当时,地下党沪西区委指示新丰第一织布厂地下党组织:一是要壮大力量,同附近大新振、九丰、申新一厂等党组织联系,到富华、裕华、同丰等尚无党的组织的工厂发展工人协会组织,以壮大党的外围力量,二是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做好社会敌情调查,调查范围包括虹桥路以北、中山路以西、天山路以南、古北路以东一带敌人的机关、仓库、碉堡以及国民党驻军的武器装备等;三是调查新丰公司各厂的资金、设备和人员情况,向资本家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防止资本家转移资金,拆运机器,破坏工厂。新丰第一织布厂地下党支部接以上指示后,积极行动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社会敌情调查,由支部几个党员把调查情况秘密绘成地图交给上级党组织。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上海国民党反动派也成了瓮中之鳖,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纷纷南逃。受当时形势影响,新丰第一织布厂资本家把工人遣散回乡,还买好轮船票和火车票,逼工人立即出厂。地下党支部研究决定:一方面,以中共上海办事处的名义给资本家写信,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要他们打消顾虑,保护工厂,迎接上海解放。对于敌视共产党的特务分子邵省山,则发出警告信,要他看清形势,老老实实,不要与人民为敌。另一方面,由工会出面,公开同资本家谈判,要资方同工会合作,保护财产,保护工厂。由工会中的工人代表在工人中做说服工作,让工人们留下来保护工厂。同时,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工人协会会员。由于工厂地处近郊,正是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必经之路,为了保障工人的安全,工会把大部分女工迁到市内长寿路新丰第二织布厂。留下年青力壮的男工,组织了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以防止敌特破坏。保安队日夜守备护厂,还采取了一些防止停电、停水、断粮的措施。资方看到工人们真心实意地为了保护工厂,也就停止了遣散工人的做法。

  五月二十四日夜,我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攻达厂区附近,护厂的保安队立即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给暂住在新丰第二织布厂的工人。地下党支部全体同志彻夜未眠,期待着黎明的曙光。二十五日,解放军进入沪西地区。清晨,当人们看到露宿在街头的亲人解放军,心情无比激动。天亮了,上海终于解放了。地下党的全体同志从" 地下"站出来,在解放后明朗的天地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根据万忆琴等同志的回忆文章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大统被单厂地下党的斗争

   地处本区延安西路一三五五号的大统被单厂,原是一家私营厂,开设于一九四○年。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公私合营,是本市较早公私合营的工厂之一。

  解放前,大统厂的资本家对工人剥削是残酷的。工人劳动时间一天为十二小时,"六进六出",即早晨六时进厂上班,晚上六时出厂下班,日夜二班同时交接。厂房简陋,设备落后,劳动环境极差。漂染工没有任何防护用品,不分冬夏,每天赤着脚,穿着木拖鞋,光着手臂以手工漂染,长年累月接触烧碱、硫酸、染料等腐蚀品,手脚皮肤开裂,疼痛难忍。有的工人长期在闷湿环境中操作,患上了湿疹,起泡渗水,痛痒难熬。然而,工人生活待遇又极低,工资无论是计件或计日,均在一元左右,在物价飞涨时,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老弱病残,厂方一概不负责。女工经期,照干十二小时,怀孕生孩子,即被解雇。厂方平时对工人不顺眼,随可找岔开除。资本家还设立抄身制,专雇二名印度人作门卫,工人出厂门,均要从头到脚全身被搜抄一遍,人格遭到侮辱。

  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大统厂的工人群众日益觉醒起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

  大统厂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力量

  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工委为了加强对巾被行业工人运动的领导,特派遣经受过丝织业罢工锻炼的地下党员王筱宝打入巾被行业,设法进入大统厂做工。王筱宝进厂后,以自己娴熟的经纱技术摆脱了工头的刁难和看管,开始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活动中,王筱宝发现刘彩英、华林珠、赵金妹三女工出身贫苦,为人可靠,肯为大家办事,关键时刻敢于出来讲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引导,三人的阶级觉悟得到提高,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式成立大统厂第一个党小组。党小组一成立,立即显示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战斗力。四七年四月,四名地下党员分头进行秘密联系,组织了五、六十名大统厂工人,会同巾被行业其它厂工友,参加了全市性围困国民党社会局,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请愿斗争。党小组一成立,也立即显示出党的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不久,上级党组织送来了一位被追捕的的女地下党员,要求大统厂党小组负责保护。党小组决定把她隐蔽在华林珠家中。华以对组织和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数月来,不仅细心照料她,还为她设法化妆,百般掩护,直至四七年底,组织上把她安全护送进入解放区。解放后,才知晓,这位被掩护的女党员就是市丝绸对外出口公司担任领导的潘月英同志。

   大统厂的地下党的力量,除有以上正式党组织外,还有两条隐蔽的单线。一条是大统厂资本家把原在太乙味精厂当厂长的闵淑芬调来大统厂当厂长。资本家做梦也没想到,闵淑芬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专搞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员。一条是四一年上海二次工潮组织者王春诚于四六年八月受党组织派遣,由家乡江苏泰兴县重返上海,进入大统厂近邻天隆织染厂(解放后并入大统厂)做工,从事天隆、大统等厂的工人运动。不久,又打入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市巾被工会理事会担任理事。

  大统厂以上三支地下党力量,虽各属单线领导,互不直接联系,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他们在无形中的默契和配合,共同领导着大统厂及行业的工人革命运动。

  地下党广泛地组织、团结和教育工人

  设法掌握工会领导权,广泛地组织工人。

  巾被行业没有可以活动的工会组织。为此,上级党组织指示王筱宝抓紧筹建,利用工会尽快组织工人开展斗争。经过广泛的宣传和细致的组织,在四六年六月,大统厂的工会筹委会组成了。党组织又指示王筱宝,第二步应把大统厂的筹委会队伍扩大,建立行业的工会组织。王即与对行业各厂熟识的工友常继文一起串连巾被行业十六家工厂,各厂选派了二名代表参加筹委会。代表们设法租到了苏家角二百六十五号一家民房作为筹委会活动场所。经过一番周折,巾被行业工会正式成立。行业工会一成立,国民党迅速争夺领导权。国民党市党部马上委派国民党员陈士德出任行业工会秘书长,并拉拢、唆使工会代表加入国民党。为此,地下党组织立即指示王筱宝:尽可能将工会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中。王筱宝即通过工会文书对工会理监事作了调查,发现除陈士德原是国民党外,已有四名理监事被拉入国民党。在此情况下,王筱宝除自己争当监事外,还着重团结教育了其他三名理监事,并在各厂工会代表中广泛进行活动,从而使积极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之成为我党控制工会的骨干力量,以便在以后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在大统厂工会组建中,王筱宝有意挑选了即将发展入党的积极分子华林珠、刘彩英、赵金妹等去掌握工会领导权。大统厂自建厂以来第一次组成了由地.下党控制的、挂着"合法"牌子的工会组织。由地下党控制的工会,在工人中威信日渐提高。以往工人与资本家发生矛盾和冲突,常常是工人被资本家找岔报复,被警告、记过、扣工资,甚至开除。而现在,工会有权干预,保护工人利益。因此,资本家随意苛刻处罚工人的事明显减少。

   举办工人夜校,广泛地教育工人。

  由地下党控制的工会成立后,形势对工人运动有利。上级党组织指示大统厂地下党:鉴于经济斗争日益为工人们所接受,应尽快提高工人们思想觉悟,以开展政治斗争。大统厂地下党认为:举办工人夜校是对劳苦大众进行革命宣传的好办法。为此,由工会出面催促厂方办工人夜校。工会表示,如厂方有困难,工会愿出面负责。资本家巴不得如此,自己可减少麻烦。在一无经费,二无课堂的情况下,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在法华镇路香花木桥一所私立小学里借了几间课堂。然后,大家凑钱买些白报纸,自己编订课本。从教育系统的地下党中请来一位地下党员教师。经动员由四十名工人入学。大统厂工人夜校开学了。

  地下党组织充分利用工人夜校这一阵地,对工人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在识字教材中兼有浅明的革命道理。如《人》的一课中,就有"男人也是人,女人也是人,富人也是人,穷人也是人"的平等思想。当工人学员们议论资本家用牛奶、牛肉喂狗时,教师就启示性问大家;"你们的孩子吃什么?"课余时间教大家吟唱带有隐语的革命民谣:"一个人头顶亮光光(指蒋介石),坐在一只三脚凳子上(指政权不稳)......"。一有机会就教大家唱《王大嫂卖鸡蛋》、《团结就是力量》等解放区歌曲和抗战时期的歌曲。

  结拜"十姊妹",广泛地团结工人。

  大统厂地下党小组建立后,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敌我双方的活动情况。上级党组织指示:为了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不利于我方的状态,便于开展斗争,可以建立群众面广,容易团结工人的外围组织。党小组为此专门研究决定,先在女工中物色生产上过得硬,群众中有影响,政治上靠得住的,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拜"形式组织起来。终于在四七年五月,由四名女地下党员与其她七名女工、一名男工共十二人正式"结拜十姊妹"。

  "十姊妹"是公开的群众组织,地下党员隐蔽在其中。通过她们的公开活动来扩大党的影响,广泛地团结工人。"十姊妹"活动形式有三种:一是"聚餐会"。"十姊妹"相约,凑钱购些简单菜肴,聚集在某一成员家中,边吃边谈,做好成员间的团结教育。有时地下党员成员借题发挥讲述解放区妇女和苏联妇女获得解放后的状况。二是"游园会"。由"十姊妹"成员分别物色其她女工,利用假日,结伴外出游玩,互相畅谈,融洽感情,从中了解敌我,劳资双方的情况。三是个别"结对子"。由"十姊妹"成员帮助女工解决家庭不睦,小孩生病,经济拮据,受人欺侮等不幸。如成员难以解决,即由"十姊妹"出面帮助解决。在平时,如有资:本家、工头等找工友的岔,"十姊妹"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十姊妹"很快在工人中扎下了根,获得了尊敬和信任,工人们亲热地称呼她们为"十姊妹"。

  通过"十姊妹"的活动,使地下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更为广泛和密切,更好地促进厂工人运动的开展。

  为保护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

  抗战胜利后,大统厂工人生活仍不断下降。资本家于四二年取消包饭制后,在四六年又取消了供宿制,工人们日收入仅一元左右,加上物价成倍飞涨,工人生活境遇越来越差,不少工人仅靠二餐"菜皮面糊"度日,在饥饿线上挣扎着,据此,大统厂地下党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为尽快改善工人生活而展开一系列的斗争。

   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开展劳资斗争。

  四六年六月间,大统厂地下党以丝织业工人经过斗争取得了日薪"一元六角"的胜利事实教育大统厂工人,使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开展斗争,才能改变生活困境。与此同时,王筱宝等积极同行业其它十六家厂工会代表暗中酝酿与资方斗争的具体步骤。数天后,王筱宝正式在巾被工会第二次理监事会上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事宜。经过剧烈争论,最后终于达成增加工资,男女同工同酬的方案,并通报巾被同业公会。

  四六年八月,巾被同业公会迫于工会的压力,请求谈判。第一次劳资谈判中,资方强调纱市昂贵,产销不佳等原因,拒绝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劳方代表以工人立场,针锋相对。双方各不相让,第一次谈判告吹。不久,又召开了第二次谈判会。资方同业公会特意请来了国民党市党部代表包伯义和市社会局代表龚雨亭为他们撑腰。会上,资方代表声称:不能接受工会的全部要求,只能作些折中解决。包、龚即接口说:"看来资方是有诚意的,工会再不答应属无理取闹了!"。在这种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几位国民党员的工会代表连忙应允。但王筱宝等大多数工会代表仍坚持原来的立场,并申明工会代表无权更改三千余名巾被工人的要求。包伯义见状恼羞成怒,拍台大叫"此地有红帽子(指共产党)!"面对威吓,王筱宝等脸不改色,寸步不让,驳斥说:"我们是三千多工人的代表,不是什么红帽子,绿帽子!",又留有余地说:"你们的修改方案,我们也要回去同工友们商量"。而包、龚等硬要大家接受资方的意见。这样,王筱宝即与多数工会代表愤然退席。第二次谈判也告吹。

  谈判不成功,就要靠罢工解决问题。王筱宝等一面向各厂工人传达谈判情况,准备全行业大罢工,一面又通过大统厂工会文书了解国民党员工会代表活动内幕。了解发现,工会代表中的国民党员陈士德、秦少民早就以两面派的手法参与资方的阴谋,并预备把增薪条款中扣下来的部分钞票,买几台毛巾织机贿赂劳方代表,以此来软化和拉拢。工人们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就伺机痛打了陈、秦二人,吓得二人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也纯洁了劳方代表阵营。

  罢工准备日趋成熟,罢工呼声越来越高。同业公会资方们着了慌,为了保住自家利益,纷纷要求重开谈判。这时,主动权掌握在劳方手中。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由巾被工会、同业公会、社会局三方代表签署了战后巾被业第一个劳资协议。协议由九条规定:①每日工作以十小时为标准;②不得无故开除工友;③法定和每月两天休假工资照发,如加班工资倍给;④工伤工资照付,医药费厂方负担;⑤女工分娩给假一个半月,工资照给;⑥年终时发给工友双薪,⑦工资以底薪计算,照生活指数发给,日工资增至一元五角,其它等级工也酌量增薪;⑧计件工资也增至一元三角至一元五角,其它工种工资均酌量增加;⑨供膳,每日扣薪二角,不供膳,发给饭贴二角......。

  由地下党领导发动的这场历时二十余天的劳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使工人们维持了生活,而且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

  为使工人不受无故解雇的斗争。

  四七年八月,国民党统治的上海物价飞涨、流行"大票满天飞,工人饿肚皮""物价天天高,工人吃不饱"等说法。值此,大统厂销售困难,资本家准备关厂停工,大批解雇工人。资本家并授意资方代表与工会代表谈判此事。

  面对事关工人们生存的问题,大统厂地下党研究后,及时地向全厂提出"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做"的口号。由工会出面向资方表示:停工关厂不行,有困难可开一班,工人们轮流各做五小时,即"二五工制"。但资方见工人有所让步,便得寸进尺,提出工资也要打八折。据此,地下党员工会代表等联合书呈资本家:"我们所负担的家庭生活将受到重大打击,为两全其美,才提出‘二五工制’。我们并不希望双方背道而驰,各趋极端,弄成僵局"。工人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使资本家有所顾忌,唯恐会闹出不可收拾的局面。结果资方完全接受劳方的要求。

  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做"的口号,是厂地下党组织及时提出的,它激发了工人们的团结互助的精神,挫败了资本家停工关厂的阴谋,保护了工人们不受解雇,使大家能在当时极为贫困条件下维持最低生活。这实质上是取得了很了不起的胜利。

组织声援"申九"的斗争。

  四八年初,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飞行堡垒"、装甲车,以机枪、催泪弹疯狂镇压屠杀申新九厂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全市的"二•二"惨案。中共上海市地下党领导机关发动各进步团体组织"申九后援会",动员全市人民以实际行动抗击敌人血腥暴行。

  二月二十二、三日,大统厂地下党小组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由全体地下党员带领"十姊妹"分别到织造、整漂车间进行宣传,教育工人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残暴本质,介绍"申九"厂工人团结斗争事例,突出介绍"申九"女工不怕牺牲,以身阻止装甲车,抗击敌人的动人事迹。组织成立了"后援会",开展群众性的募捐、悼念和慰问活动。"十姊妹"用一晚上时间赶制了一批纸花,由刘彩英等工会代表出面,到各车间巡回义卖,所得款项并入捐款中。工人们虽十分贫苦,但竭尽全力捐献。地下党指派刘彩英专门保管这笔钱,几天后,如数交给上级党组织,支援"申九"工人们。

  在大统厂地下党的教育和组织下,工人们越来越多投入政治斗争,特别是支援"申九"工人运动后,工人们的政治热情逐渐提高。四八年三月,地下党组织筹办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时,通过组织特邀请闵淑芬作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报告。刘彩英,赵金妹甚至动员了厂高级职员的子女前来参加大会。大统厂地下党组织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革命行动,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保护工厂迎接解放

  四九年四月,大统厂地下党员华林珠、周纪根等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上海就要解放了,应立即组织工人护厂。经秘密联系,组织了由秦玉章、陶根富、曹宝定,沈承良等十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参加护厂队。在沪西激战时,敌军曾把一支通讯部队驻在大统厂,护厂队防他们趁机抢劫破坏,就同工人们一起封存了各车间和仓库,保护了工厂。

  附近天隆厂工人在地下党员王春诚的组织下,也成立了由四十人组成的护厂队,吃、住在厂里。在敌人溃逃前夜,天隆、大统厂护厂队共同加强警戒,防止敌人溃逃时放火破坏。大统厂特抽调几名身强力壮的男工加强巡逻。五月二十四日,敌军溃逃。当晚,天隆厂王春诚和大统厂沈承良等三人,连夜写了迎接解放的标语,并冒着枪弹袭击的危险,将标语张贴在工厂四周。

  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大统厂还组织了人民保安队,连夜赶制了袖章,经上级盖章后给队员们佩戴上后到厂内外巡逻,把敌人溃逃时留下的物资集中保管,以后送至市里。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大统厂工人在五月底六月初陆续回厂。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做了国家的主人。

(张善良、赵金山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陆新小学地下少先队活动

  解放前的陆新小学(今法华镇路第二小学)是法华镇上地下党的一座革命堡垒。1946年暑假,地下党教委派党员陶励到陆新小学(当时名为陆家路义务小学),以校长公开身份作掩护,开辟地区工作。地下党学委社会青年区委创办的《新少年报》编辑吴芸红也已在该校任教。在陶,吴默契配合和《新少年报》发行部工作者段镇的引导下,该校学生很喜爱阅读《新少年报》,发行量日渐增加,通常每期发行量在200份以上,高年级学生几乎人手一份。还有七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当了《新少年报》的小通讯员和小发行员。这份报纸是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该报内容广泛丰富,其中童话《小孙七十二变》、幻想小说《爱皮西游记》、《爱皮东游记》、历史故事《老祖宗的故事》、《爸爸讲的故事》等生动有趣,或启发读者关心国家大事,或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或借古讽今,催人觉醒,使小读者从中受到深刻启迪。

  1947年夏,《新少年报》小通讯员李永基、陈项朔、张雪芳、王乃梁、陆雪如、翁静嘉等七人多响应《新少年报》创议,开展"小先生"运动,在陆新小学办了一所黎明义务小学,推选李永基为校长,其他六人当"小先生"。在法华镇和徐汇地区招收了56名学生入学,分甲、乙、丙三个班级。这是当时全市规模最大的义务小学。学生多来自擦皮鞋的、拾垃圾的、拉洋车的,也有讨饭的,都是些最贫苦的孩子。上课时,七名"小先生"一齐出阵,一人摇铃,六人上课,每班二名"小先生",一人讲课,一人当"助教"。"助教"要哄学生带来的弟妹,帮助维持纪律,这真是他们发明的奇特上课形式。教学内容为识字、唱歌、扭秧歌、做游戏、讲故事等等,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其中陶行知先生的《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用手又用脑,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和《山那边哟好地方》:"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呀,没有人为你当牛羊......"等给这些苦孩子启迪最深。《新少年报》上的连环画故事《金钥匙》讲一位好少年乐意帮助别人,得到了一把"金钥匙",给大家打开了通往幸福的大门,引起这些苦孩子的向往。有的学生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丙班有个叫丁自强的学生,上课打瞌睡,经"小先生"问明,原来他妈妈身患重病,还要挣扎着给人家洗衣服来养家糊口,丁自强哭着对妈妈说:"妈妈你躺着,我有力气,会洗......"就是这样,丁自强天天要在家里洗衣服,所以有几次迟到、缺课,有时上课睡着了。丁自强为什么这么穷呢?原来他爸爸为逃避抓壮丁,被反动派活活打死了,一家人无法生活下去,妈妈只好带着丁自强到处流浪,到了上海,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糠莱,病了无钱医......类似遭遇,激发了"小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提高了他们对"山那边"的热爱。他们自觉团结自己周围的孩子,向他们诉说反动派的罪恶,传播解放军的胜利消息。黎明义务小学从1947年夏开学,到上海解放,办了好几期,向孩子们广泛传播了革命的种子。

  1948年春,陆新小学学生又积极响应《新少年报》开展"石榴花"运动的号召,参加访贫问苦、救饥救寒。"石榴花"原是刊登在《新少年报》的连环画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美丽、善良、勇敢的少女。她能舍己救贫,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在《新少年报》发出开展"石榴花"运动之后,他们无不积极行动,争当"石榴花"式的小英雄。2月初,他们在地下党员教师带领下,深入棚户区,钻进滚地笼,挨家挨户问寒.问暖,亲手将宋庆龄奶奶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送给《新少年报》的奶粉和其它食品衣物转送给饥寒交迫的居民。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更加认清了老百姓的贫困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造成的。这点救济虽是雪中送炭,但还是杯水车薪,只有改变万恶的社会制度,才能使老百姓从根本摆脱痛苦的命运,从而激发了他们更加热切地盼望"山那边好地方"早日扩展到本地区来。

  1948年夏,由于物价暴涨,上海每石米价高达1800万元,而大多数的小学教师月薪却不足500万,广大教师处于挨饿境地,教育危机深重。上海地下党发动和领导广大教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抢救教育危机"和"反饥饿争生存"的游行请愿运动。陆新小学的教师也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运动。6月28日斗争进入高潮,上海教育局被请愿教师队伍围个水泄不通,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警察企图进行镇压。陆新小学的学生前去声援教师,给教师送茶水,凑钱买了大饼油条给教师充饥,同教师共同战斗。由于教师的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强有力的支持,最终迫使当局不得不答应教师提出的一些要求而宣告请愿斗争胜利结束。学生也同教师一样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1948年12月,国民党教育局认定《新少年报》是共产党少先队的机关报,不准邮局递送,也禁止学生订阅。不久《新少年报》支部决定改报为刊,另行出版《青鸟丛刊》,让《新少年报》的小读者,继续受到教育。被陆新小学学生当成大哥哥的段镇,常常深入陆新小学辅导学生活动。在《新少年报》不能公开发行时,段镇就组织陆新小学学生将丛刊直接送到读者手里。每期如此,从不耽误。

  194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决议,《新少年报》支部决定建立地下少先队,并以"铁木儿"(苏联小说《铁木儿及其伙伴》的主人公,是一名爱国勇敢的少先队员)为地下少先队的化名,团结学生开展活动。段镇被选为"铁木儿"团团长。陆新’小学在段镇引导下,是最早建立"铁木儿"团的学校之一。尽管当时,临近解放,敌人镇压革命更为残酷,可陆新小学的"铁木儿"们却利用自己年纪小的特有条件,神出鬼没地同敌人展开各式各样的斗争。时而按照段镇的口授,自己动手写出一封封给保甲长和军警宪分子的警告信,巧妙地递送到他们的家中,时而侦察敌情,向组织提供可靠情报,时而传播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弄得敌人不得安宁,惶惶不可终日。

  陆新小学的少年儿童就这样从黑暗战斗到黎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战胜一切困难的才干,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解放以后,他们在党的培养下,在各条战线继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张健行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法华镇陆新小学地下党斗争简述

   法华镇,因镇上有法华禅寺而得名。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为五口通商的要埠。法华镇东北面一大片地区沦为法租界和英法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地区。纵贯镇中的法华浜两岸逐步成了贫民窟。一些资本家也陆续在镇上办了一些中小型工厂,其中有章华毛纺厂、双龙橡胶厂,南洋肥皂厂等。由于环境污染严重,法华浜日渐成了一条污水浜,蚊蝇孽生,疫病流行。全镇人口达二万多,其中绝大多数为产业工人、三轮车工人、小商贩。国民党军警和地痞流氓,在这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居民不堪其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法华镇地区还是个空白区。为了将这一地区的基本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1946年暑假,地下党指示共产党员陶励(亚英)以任陆家路义务小学校长为掩护,开辟法华镇一带地区的工作。该校设在镇上王家祠堂,是薛素珍于1942年秋创办的,还附设一个托儿所。办校经费由薛家按月支付,学生实行免费入学,但规模较小,校舍也很简陋,仅租用二、三间房作教室,设四个班级,学生只有70多人,托儿所的孩子也只有十多人,教师只有3人,待遇菲薄,除供膳宿外,所得无几。要以这样一所小学为据点开辟地区工作是艰巨的。陶励遵照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以校长身份作掩护,为完成党的任务,想方设法,开展工作。

   办好学校站稳脚跟

  当时法华镇上有四所小学,多分布于香花桥东西两边,而陆家路义务小学却设在棚户区,不受人重视。要开辟法华镇的工作,首先必须办好学校,藉以站稳脚跟。为此通过党组织关系,先后安排了七名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来校任教。陶励按照党的指示,以"勤学、勤业、交朋友"要求教师,实行经济公开,民主办校,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并经常进行家庭访问,了解学生家长思想及周围环境状况。他们的工作深得家长好评。这样不仅法华镇上,而且徐家汇一带的城市平民和农民乐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入该校就读,学生人数很快增加了二、三倍。每学期终了,学校都要召开家长会议,向家长汇报工作,让家长参观学生成绩展览、书法作品展览,观看师生表演文艺节目。家长看到学校生气蓬勃,很有成绩,增强了对学校的信任。

  为了使学校得到社会更大的支持,决定建立校董会。经与家长协商,提出了校董会的组成办法和人选,请了一些在地方颇有影响的人士进入校董会。在校董会建立以后,由校董会出面办了二件事:一是向当时的教育局申请批准将陆家路义务小学改名为陆新小学,并准于立案,使学校取得"合法"地位,在镇上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向社会殷富募集捐助,以补充办校经费之不足,并以此进一步打开同社会上层各界的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样,学校在镇上有了点名气,脚跟逐步站稳了。

学校有了一定威望,又有上层人物作掩护,工作中遇到麻烦事也就便于对付了。学校附近派出所一名警官很注意陶励的行动,当陶励外出回来较晚时,就跟踪盯梢。但陶励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以来往于上层人物家的假象作迷惑,使敌人阴谋无法得逞。

  发展力量建立据点

  在调动教师积极办好学校的同时,陶励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条件,在教师中发展进步力量,引导教师做学校的主人,形成教师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亲如一家的关系,随时交流思想,从中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又发动教师参加上海市小教福利会,让他们从该会举办的形势报告等活动中受到启发,了解革命形势。还组织教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小教界各项斗争。1948年物价持续暴涨,6月份每石米价竟涨到1800万元,而小学教师月薪不足500万元,无法生存下去,有的学生流浪街头。针对这种状况,上海地下党于2月和6月,先后发动了全市性的"抢救教育危机"和"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陆新小学的教师也投入了这两场斗争。在6月28日"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进入高潮,市教育局和社会局被游行请愿教师队伍包围达27小时之久,陆新小学的教师排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在遭到国民党军警拦阻袭击时,他们毫不畏惧。在市教育局正门口通宵静坐示威时,国民党当局派警察严密监视着教师队伍,他们和其他学校教师一样,仍然镇静自若,向警察喊话,同警察开展心理战。夜深了,他们还和其他学校教师一起演活报剧、唱讽刺小调。他们唱道:"李局长多神气,满口ABC,见到洋人笑嘻嘻,见到教师板面皮,伸出手来打两记......"(当时的市教育局长李熙谋曾打请愿教师的耳光),鼓舞着大家坚持斗争到底的决心,一直坚持到斗争取得胜利。

   在这些活动和斗争中,陆新小学教师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觉悟。党组织及时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入党的有金含碧、陆蕴玉、钟琴、沈海南、杨毅、毛吕萍、杨辛北、唐婉芬等八人,加上上级党组织派来或来此隐蔽的党员五人,这所学校共有十三名党员。支部书记是陶励,委员是赵梦宾、陈从光、钟琴。法华镇上一座革命堡垒就此建立起来了。

  送寒衣办民校开辟地区工作

  1947年,学校通过钟琴(她办托儿所很出色,被选为上海市托儿事业联合会理事长)和薛素珍的关系,向当时的救济总署争取到一批救济物资。经支部讨论决定,将这批物资一部分用于改善托幼儿的生活,另一部分分发给地区挨饥受冻的居民。在分发这些衣物时,不失时机地向居民宣传: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劳动,不能得一温饱,要穿人家救济的旧衣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样的日子。贫苦居民听了很受教育,和教师更加亲近了,从各方面支持学校的工作。有的还和教师一起参加了向市参议会的请愿和反饥饿斗争。"6•28"斗争时,他们还去慰问在市教育局门口通宵静坐示威的教师。

   为了进一步加速地区工作的开展,由陆蕴玉通过第九十五民校校长王绍铨关系,争取教育局同意创办陆新民校。一星期后又争得教育局对民校的经济津贴。民校建立后,由陈从光兼任民校校长,有的日校老师兼任民校教师,并深入工厂区,通过招生开展工厂工作,组织工人群众到民校来读书,也招收城市平民来校读书。白天或星期天,老师就去工厂访问学生或上门访问工人家庭,广泛接触工人群众,对学生作深入的了解。进而在课堂上讲形势、讲革命、讲解放区的情况,运用对比、分析,不断提高工人学生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启发他们自觉要求进步,投身革命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在民校学生中发展了党员,又通过这些党员回到工厂宣传、影响、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如章华毛纺厂韵青年女工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抗议厂方对女工的侮辱,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福利待遇等斗争,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进步力量。

  从1947年暑假建立民校起,学生不断增加,附近十多家工厂和地区平民来民校就读达二百人以上。党的力量也不断壮大,仅章华毛纺厂到1948年底,党员就发展到了19人,成立了党支部。在地区平民中也发展了党员,填补了空白。民校成了党教育工人和城市平民的阵地,从而使党在法华镇上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迎接上海解放

  为了迎接上海解放,1948年秋,地下党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原联系陆新小学党组织的教委陈育辛去香港学习,改由方明负责联系。至1948年10月,第11、21、35民校和交大民校党的关系,先后转入了陆新小学支部。1949年初,党组织由系统领导改为分区领导,徐汇区和龙华区学校分区委合并成立了徐龙区委,陶励担任了徐龙区委宣传委员。不久,又按龙华、徐汇分别成立分区委。徐汇分区委,由陶励任书记,黄纫秋、穆汉祥、钟琴、赵梦宾为委员,领导本地区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

  加强宣传。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为掩盖其军队节节败退的真相大搞欺骗宣传,地下党将每天深夜收录新华社电台广播内容,连夜刻印成宣传品,一早秘密邮寄给各工厂、学校、商店,让广大人民及时了解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以鼓舞人民增强斗志。与此同时,徐汇分区委还创办了《民众报》,发表《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长江能守住吗?》、《工人为什么苦?》等文章,组织民校工人学生阅读讨论,又通过这些学生向广大工人广为宣传,让群众看到胜利在望,增强对党的向心力。民校还把宣传教育工作扩展到了大中华橡胶厂,造纸厂和可的牛奶棚等单位。

  查明敌情。组织党员查明本地区敌军警宪特机关、官僚资本企业仓库、敌军政人员和流氓地痞的动态,向有关部门汇报,以便于肃清敌人,收回敌产。

  发出警告信。以"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分别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流氓地痞、保甲长等发出警告信,讲明形势,晓以政策,告诫他们弃暗投明,立功赎罪。

  发展组织,扩大力量。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这一时期除大力发展党员外,还发展了"工协"和"教协"会员及人民保安队员。至解放前夕,分区委所属在徐汇、法华一带的党员已发展到了70余人,人民保安队员达600多人。当解放军先头部队插入西郊向市区推进时,分区委即向人民保安队发放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保安队"的袖章,分别去执行护厂、护校,配合人民解放军肃清残敌,收缴敌军弃散的枪支弹药等任务,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这个阶段,敌人垂死挣扎,白色恐怖更为猖獗,但共产党员和广大积极分子,均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去做好工作。1949年4月29日,分区委开完会去分头执行任务时,穆汉祥不幸被特务盯住,第二天在交大附近虹桥路上被捕,在解放前夕壮烈牺牲。交大民校改由赵梦宾联系,分区委增补浦侠为委员,各项工作仍运转自如。敌人的残暴,阻止不了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解放以后,陆新小学党员和积极分子,积极报名参军参干,走上新的革命工作岗位,为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和建设祖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陆新小学于1956年改为法华镇路第二小学。该校继承和发扬了陆新小学的光荣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精心育人的优良作风,跨入了区教育系统先进行列。

(张健行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中西女中学生运动片断

  中西女中(今市三女中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于1892年在上海西藏路汉口路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的校名是中西女塾。英文名称叫墨梯(McTyeireSchoo1),为的是纪念美国南方教会领导之一的墨梯主教。1930年向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立案时改称为中西女子中学。校址设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55号。其办学宗旨是专门吸收"高贵华人"的女子入学,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校内宗教控制甚严,教员中多为美、英籍传教士。课程设置除国文外,一律用英文版,还有宗教课和宗教活动,向学生宣扬亲美、崇美思想,灌输西方文明和西方生活方式。校方既拒绝国民党政治活动的渗入,也不容忍进步思想影响学生,更不准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把学生禁锢在所谓"象牙之塔"内。

  然而这所学校毕竟设在中国领土之上,谁也不可能把学生同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开来,也无法阻止中国人固有的民族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在学生中传播。学生目睹当时中国社会种种弊病和祖国大好河山惨遭帝国主义蹂躏,国家民族危难深重,怎不深思?国之不国,自身何以自处?忧国之心,救国之念,驱使学生冲出"象牙之塔"。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西女塾学生就建立过学生会并成为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成员之一,响应"五.四"运动。罢课期间,一部分学生参加游行、捐款,以资助学生运动。1924年10月,又与沪江、圣约翰、麦伦等教会学校正式成立上海学生救济灾民会,并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合作举行募捐活动,集款救济灾民。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不少中西学生也积极参加了救亡运动的宣传、救护、救济等工作,也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组织的活动。1938~1939年中西已成为上海70多所有地下党组织的学校之一。为了支援抗日战争,中西学生走出课堂来到街头,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并从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了中西校舍并改为日陆军第二病院,迫使中西迁入英童学校(今华山路儿童艺术剧团团址)。日军派一名军官驻校,名为日浯教师,实为监视师生,凌驾于校长之上的太上皇。上课时,他满口日语,学生不愿听,他却大发雷霆,亮出鞭子恐吓威胁。更激起了学生的反日情绪。在那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学生逐步看清了坚持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因而共产党的影响在中西学生中不断扩大,许多学生向往真理,追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西迁回原址,学生目睹校舍被日寇破坏情景,愤恨之情转化为渴望驱逐日寇以后的祖国能逐步走上富强之路,可是后来竟是走向内战,她们失望了。在学校恢复上课之后,转来了一批从重庆来的"党国要人"和上层人士的"千金"。各种政治思潮冲击着学校。1944年春,张小如老师来到中西任数学教师,张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后因国民党制造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转移中和党失去了联系(现已恢复全部党龄)但她党的信念始终坚定,仍以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一进中西,就独自发挥革命作用,支持学生的进步倾向。所以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尽管当时尚无党的组织,但革命思想仍不断在校内传播。

   引导阅读进步书籍,扩大革命思想影响

  汪绍兰等一些倾向进步的同学带来进步书籍,如茅盾的《腐蚀》、陈白尘的《清明前后》等,在学生中广为传阅。后来许多班级又举办小图书馆、读书会、时事讨论会、壁报等活动,组织同学座谈"爱国何以有罪?一国民党为什么这样腐败?"等现实政治问题。汪绍兰、谢雪琴、汪熙曾、缪雪如等还自行成立"时事讨论小组",每周六下午在缪家开展活动。从而进步思想阵地日益扩大,甚至一些社会上层家庭出身的"小姐",也走上了进步的道路。真理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尽管教会势力控制很严,也不可能阻止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在学生中的不断传播和发展。

  举办义务小学培养革命种子

  张小如进校以后,薛正校长见她孑然一身的处境,深表同情,让她搬进校内居住。当学校迁回原址时,被破坏了的学校围墙尚未修复,常有一些穷孩子闯入校内拾破烂,为校方所不允许。校方派人轮流看守,也无济于事。而张小如却很同情这些穷孩子,主动接近他们,对他们说:"等校舍修好后我来教你们读书。"当薛正校长得知后,表示赞赏,对张说:"海涵堂原来就是一所义务小学,现在把它恢复起来,由你来担任校长。"就这样,一所义务小学开始办起来了。

  张小如在有了"义小"这块阵地后,招收了一批批失学儿童入学,按不同情况编成特、初、中、高四个年级,并从女中动员一些热心教育、品学兼优的学生到"义小"当小先生。教材除采用平民识字课本外,还动员小先生自编。经费由小先生用出卖自种的蚕豆和自制的手工艺品等办法解决。张老师又组成一个辅导小组,经常与小先生切磋教学,悉心辅导,对小先生既关心教学业务,更注意启发思想进步。"义小"每年都有十名左右的学生领到毕业证书。家庭尚可的还考上了中学。无力继续升学者,至少达到了初小甚至高小程度,成为革命事业的后备力量。

  在张小如指引下,小先生们从参加"义小"教学活动和进行学生家访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教育和锻炼。当她们看到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与自己优裕生活相对照,恻隐之心油然而生。特别是看到"义小"学生衣衫褴褛,即使饿着肚皮或三九寒天,冻得发抖,也从不迟到缺课,更深深地打动着她们的心。张老师就以此因势利导,启发她们思索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认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朽本质,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后来加入共产党的胡燊伊、瞿明明、汪绍兰、罗明凤等都是优秀的小先生。

   投入抗暴斗争走向社会底层

  1946年底,当美军奸污北大学生沈崇的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纷纷起来声讨美军暴行。上海交大派同学将这一事件的真相原原本本告诉了中西女中同学。中西同学更为愤慨,这不仅是因为自己与孙崇同是女性,更重要的是感到自己所在的教会学校平日所宣扬的"西方文明"、"自由世界"竟是骗人的把戏。交大同学当即与中西女中学生自治会商定做好三件事:一、召开控诉声讨大会;二、发动同学在抗议书上签名;三、参加1947年元旦全市学生抗暴示威游行。在控诉声讨大会上,学生自治会主席胡燊伊怀着无比愤慨的心情登台,愤怒控诉美军兽行,揭露美国所谓"盟国"、"友邦"、"文明"全是假面具,还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号召同学积极投入抗暴斗争。她的话音刚落,全场就爆发出愤怒的呼声:"谁无母亲姐妹,要为受侮辱的同胞报仇雪耻!一强烈要求政府严惩罪犯!"散会后,各班同学纷纷在抗议书上签了名。通过这一控诉声讨会,撕开了美帝的伪装,看清了它的狰狞面目,他们所谓"Ladg First"全是骗人的,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同学的民族自尊心,许多同学从此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后来,中西不少同学参加了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学生部、少女部团契活动,藉以团结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如参加交大、同济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营火会",深入药水弄、蕃瓜弄等贫民窟访贫问苦等活动,进一步使她们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增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恨。许多同学自觉放下千金小姐的架子,踊跃参加"义卖助学"和募捐救饥救寒等社会活动。这对中西女中是极不寻常的,显示了中西女中的深刻变化。

 三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鼓舞下,中西女中参加各种团契活动的同学纷纷返校回班开展工作,办起了很有战斗性的名为《狂飙》的刊物。学生自治会又与交大学生会正式挂上了钩,从交大得到《学生报》等进步刊物和油印的毛主席著作,让同学广为传阅。各班级还利用中西的传统习惯,采用发挥姐妹班的作用,更广泛团结同学,开展爱国教育活动。高中毕业班组织开展"有志青年该走哪条路"的讨论。学生的政治觉悟普遍而迅速得到提高。特别是一些受张小如老师影响较深的同学有了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迫切愿望。其中瞿明明于1949年3月,经地下党区委发展入党。不久,经瞿介绍和党组织审查同意,汪绍兰、罗明凤二位同学也入了党,并成立了中西女中党小组。

  学校有了党小组之后,能直接而及时地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工作进展迅速。在进步同学中很快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先后吸收了近20名同学入社。全校六个年级中要求进步的同学都团结在党和"新青社"的周围,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工作。

  解放前夕,有些官僚家庭出身的同学随父母去了台湾或美国,一些想走而走不了的,则有点害怕,有的却天真幼稚地以解放为新奇,而积极分子则满怀喜悦,盼望早日解放。党小组针对这些思想,有区别地进行教育工作。原来答应父母一同离开上海的同学,在全家人上飞机前,突然宣布"不跟去了",留下来同大家一起做迎接解放的工作。有的甚至把宽敞的住宅供大家作活动场所。

  4月中旬,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400余名师生大会,号召师生行动起来,保护学校免遭敌人破坏,还宣布组织救护、宣传、校产保管等三个队。当场报名的同学就达100余人。校方对此表示不同意,竟突然宣布停课,并通知家长立即接回住宿生,然后紧关校门,派人把守,不让同学回校活动。张小如老师将学校后门(即"义小"前门)打开,许多同学始得照常出入学校,分头作救护、宣传、校产保管等准备工作。张小如老师的宿舍成了她们活动的据点,被称之为"小解放区"。有的同学还外出调查敌情,画出敌属单位分布图,交给党组织。

  为了排除阻挠,更全面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学生自治会出面与校方交涉,达成了复课的协议。教工的队伍也组织起来了。从此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全校迅速展开,呈现一派紧张而热烈的气氛。

  不久,人民宣传队成立,组织同学做纸花,剪红五角星及书写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标语;新青社员则秘密散发或邮寄《人民解放军进军令》、《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告人民书》、《告蒋军警宪特人员书》等。这些当时还只有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似乎长大了,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忙碌着,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5月27日,上海解放。按党的指示,中西女中同学被指派到江宁、普陀区去宣传,她们跳起秧歌舞,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学生工人的心交织在一起,共庆上海解放。中西女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再也不是教会势力设置的"象牙之塔",学生也再不是"千金小姐"。她们一批批踏上了革命征途,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张健行整理)

摘自 《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
革命堡垒——记省吾中学地下党斗争

   省吾中学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一所革命据点学校。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1945年5月,根据党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和开展社会知识青年运动的方针,上海圣约翰大学(下简称约大)党总支决定:以教育系的几个地下党员为核心,团结进步校友,创办一所中学,作为迎接上海解放,积蓄、发展力量的斗争据点,并为新中国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力量。同时指定总支委员夏孟英为负责人,组成夏孟英、蔡恰曾、李蕊珍三人小组,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9月,学校正式建成开学,定名为上海市私立省吾中学。"省吾"出自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语。由于"省吾"与"醒悟"谐音,寓有希望学生都醒悟起来之意。省吾学生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们在党的教育下不断醒悟起来,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为了将党的据点学校迅速建立起来,三人小组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们遵照党的指示,首先团结了约大一批学生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如陈秀瑛、邢泽、孟繁俊、唐馥珍、唐月娟、吴新智、蔡小谢、郑淑瑛、吴励理等,作为建校发起人。并通过发起人发动各自的家长和社会关系、上层知名人士,为办校出钱出力,得到了一批教授的指导和家长的大力资助,解决了办校经费等困难问题。其次聘请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了校董会。沈有乾(约大教授)、陈鹤琴(著名教育家、上海幼师校长)先后被选为校董会董事长,连当时的地政局长也被聘为校董会名誉董事长,从而较为顺利地解决了立案问题。第三,多方努力解决校舍问题。学校初创时,因一时觅不到校舍,曾借汪伪交通银行的中华商业专校附中(今茂名北路135号)作为临时校舍,并以其名义招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汪伪交通银行接收,也将商专附中校舍收去作职员校舍,并限令省吾迁校。因此,省吾只得迁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970号),暂借乐群中学三楼作校舍,与养正中学合用。而养正与省吾办校目的相悖,如两校长期合用校舍,省吾就无法办成党的据点学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四出奔走。至1947年5月,在校董会的支挎和资助下,终于购得了曹家渡长宁支路111号一幢花园洋房。学校始有了自己固定的校舍。由于这里地处偏僻,比较隐蔽,适宜于地下党开展工作。在有了自己的固定校舍之后,教师们极为振奋。他们非但不计较待遇低,条件差,还将自己家中的写字台、床等搬来,齐心协力解决课桌椅、黑板及其他办公和教学用具等困难。在5月27日,经当时的市教育局批准立案后,5月29日,学校即迁入新址上课。这一天也被定为省吾的校庆日。

  为了使学校站稳脚跟,并且更具有保护色彩,党组织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一、对校长人选作了精心选聘。当时颇有社会声望又倾向进步的祝铨寿、陈鹤琴、沈立人三人曾先后受聘为第一、二、三任校长;二、调集了一批地下党员骨干和积极分子来校担任重要职务。其中吴新智、李蕊珍、季勤先(兼任总务主任)曾先后担任校务主任;唐馥珍、吕型伟曾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李蕊珍(兼)、吕型伟(兼)曾先后担任训育主任。级任导师和文科教学工作,也多由约大教育系毕业生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校友担任。这样省吾的行政领导权、学生管理权和意识形态教育权就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从而建设党的据点学校就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后来教委和男中区委又安排了一部分地下党员来校。其中有龚兆源、杜淑贞、董思林、严忠璞等。龚、杜以教师为职业作掩护,开展学委男中、女中区委工作。董、严分别为增强高中学生力量、加强据点做了大量工作,在省吾教师中党的力量是强的,至解放前夕为止,先后在省吾工作的党员有近20名,在教师中占了多数。虽然他们分属各自的系统领导,不发生横向联系,但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围绕着实现党的共同目标,各自为战,配合却很默契,充分发挥了每个党员各自的战斗作用。

  省吾招收的学生,多为约大校友的弟妹、亲属及在学生运动中暴露了进步面目或被其他学校当局开除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也吸收了一些家境清寒的子女,因此,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较好。省吾建校不久,学生中就有了党的活动。从1947年1月至1948年暑期,曾先后建立了以蔡玲曾、濮秀丽、范敬业为支部书记的三届学生党支部,党员数量得到了迅速发展。至解放前夕,学生党员已增加到了42名。特别由于学生党支部能先后得到学委男中区委潘文铮、郭坤和及张显崇的直接领导和经常指点,学生党的战斗力同教师党的战斗力一样,都是很强的。他们彼此虽无组织关系上的联系,但在开展斗争时,却能默契地配合,往往心照不宣地相互予以支持。

  在省吾的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中不但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地下党员,而且聚集了一大批积极分子。非党教师大多数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简称中教会),非党学生也有20%以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因此,当时的省吾校园内外几成了两个世界。校园外常常是一片白色恐怖,而校园内却是"解放区的天",充满着革命气氛,被称之为"民主堡垒"。

  属于普通中学性质的省吾,不能不按当时的教育局规定设置课程。但它有自己的办校目的,自然不受教育局规定的束缚。其办法之一就是寓进步思想教育于课堂教学活动之中,引导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凡规定的教科书,可用的则用,不宜用的则作为反面教材予以分析解剖,剔除其糟粕,甚至根本不予采用。如公民课按规定要讲《中国之命运》,但上课时,老师让学生将书本摆在桌上装装样子,而实际则岔开去,引导学生读报纸、谈形势、讲四大家族,揭露蒋介石政权的本质,有时甚至组织学生讨论"高中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只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社会,青年才有前途。语文课则以分析解剖课文内在思想,灌输革命意识。如吕型伟等老师就以解剖八股文或介绍鲁迅先生作品,抨击时弊,引发学生对当时社会弊病的憎恨。担任史地教师的董思林则根本不用规定的课本,而自编教材,向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把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苦难史、耻辱史与当时社会现实对照讲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对卖国贼的惜恨。英语教师孟昭芳则干脆把刊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全文的《密勒氏评论报》拿到课堂上来讲解。音乐课则教唱《山那边哟好地方》、《我们的队伍来了》等革命歌曲。甚至数理化生也不单纯传授知识,而常将学生带到工厂去,名为参观实为让学生了解工人的疾苦。在课外,文艺、体育、个别交谈等活动都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就这样,省吾的课堂和课外,常常是对三大敌人口诛笔伐的战场。在当时,学校周围环境常是—片白色恐怖,而省吾的教师却敢于如此毫无顾忌地在校园内传播革命思想,不仅表明教师坚强的革命性,而且表明教师平日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之间形成了亲如兄弟的情谊,而这种情谊的深化又不断引导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如董思林的班级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入了党,就是这种情谊深化的体现。省吾中学确实不愧称为革命的熔炉。

  发行进步报刊   加强革命宣传省吾不同于其他学校,进步歌曲可以公开唱,《学生报》、《新少年报》,《中学时代》等进步报刊,可以公开发行阅读,学生还从家里拿来进步书籍,放在学生办的小图书馆(设在"星火亭")可以自由借阅。其中《中学时代》是学委为更普遍地对中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而交给董思林等创办的刊物。董在此以前并未办过报纸,毫无经验,办报可谓白手起家。但董并没有在艰苦任务面前畏缩不前,而是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首先他通过吕型伟之兄顺利地取得了发行《中学时代》的登记许可证。接着又通过许竹安(由男中区委调来协助办报的共产党员):找到其办春秋书局的舅父。其舅父不但提供了出版《中学时代》所需的部分纸张,而且还以该书局作为《中学时代》对外的通讯处。随即又成立了由董思林、吕型伟、许竹安、王种兰、刘筠(王、刘也是男中区委调来协助办报的地下党员)等人组成的社务委员会。经过辗转筹备,1947年6月28日,《中学时代》就在省吾创刊发行了。

  尽管办报遇到了许多困难;但革命人办革命报,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经费不足,就大家凑,纸张难买,许竹安想方设法买官价的白报纸。许多作者也不取稿费,有的还从微薄的工薪中拿出一部分补助办报经费之不足。甚至有的读者在知道《中学时代》经费有困难时,也寄钱来支持。因而《中学时代》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不但发行到上海各中学和邻省江苏、浙江,江西,而且连新疆、陕西、广东、广西、湖南、台湾、香港也都有它的读者。发行量最高数达五千份。

  由于《中学时代》切中时弊,在广大中学生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对它十分害怕和痛恨,竟于1949年,3月22日勒令《中学时代》和《世界知识》、《展望》等刊物一起停刊。但真理的声音是堵不住的。几乎就在《中学时代》被勒令停刊的同时,根据市委指示,另一份由李德鸿、季勤先负责筹办的秘密刊物《新华通讯》又在省吾出版发行了。

  省吾在通过各种途径传播革命思想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组织师生参加革命实践。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各个重大的教师和学生运动中,省吾师生遵照上级指示积极参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教师方面,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教会"自1946年1月26日成立起,通讯处就设在省吾。校内还设有一个由季勤先、唐月娟、严忠璞等组成的"中教会"工作小组。季勤先还和华模中学的胡文巧、复夏中学的许海涛共同负责"中教会"西区分会的工作。省吾教师在西区分会领导下,活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组织会员互助储金、发放善后救济总署物品,春游会、消夏会、女教师团契等,用以团结和影响广大教师,壮大自己的力量。省吾"中教会"还参加市"中教会"主办的免费助学考试及募集助学基金、购买和推销"热心教育章"、劝募寒衣等等,为贫困学生解决困难,仅免费名额,就取得了30%。从而更密切了师生关系。

  根据地下党的指示,还创办了省吾民众夜校。招收附近的工人、店员等入学。并在担任夜校教师的学生党员中成立了党小组,指派学生支部委员陈仲信负责。特别是1948年春夏之交,两次全市性教师运动中,省吾教师表现突出,不仅全体教师都在抢救教育危机请愿书上签了名,而且在"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中带领学生,带着面包去声援和慰问通宵在市教育局门口静坐示威的私立小学教师。

  学生方面,学生党支部通过学生会(后改为级联会)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话动和斗争。有的以春游活动形式进行,如1947年发生浙大学生于子三被杀事件后,有70%的省吾学生赶赴杭州参加公祭于于三烈士的悼念活动;有的以文艺活动形式出现,如1948年元旦师生联欢会上,演出"蒋介石绞杀民主"的活报剧,给了国民觉反动面目以有力的揭露;有的是参加全市性学生集会和游行示威,诸如"争和平,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反美扶日"等,省吾学生总是和全市各大中学同学共同战斗。当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袭击、驱赶时,省吾学生毫无畏惧地举着大书"省吾中学"四个字的横幅,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开展斗争。在1948年6月5日的"反美扶日"大示威游行中,蒋介石政府十分害怕得罪其美国主子,对示威学生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派出大批军警将交大、复旦、同济等大学包围,阻止大学生上街,而且对已汇集到外滩的五千余名大中学生也大肆镇压,许多学生遭到逮捕关押。其中就有省吾的许耀欣、梅瑞祥二位同学。然而,敌人的残暴镇压并没有吓倒学生,声援、营救被捕学生的声势越来越大。学生高唱《坐牢歌》:"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同情和支持。在一次公断会上,全国著名工业家陈叔通就严正地说:"吴市长说反美扶日是受少数人操纵,我今天到这里一看,人多极了,情绪很热烈,那里是受人操纵呢?反美扶日是举国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百是而无一非......"著名教授马寅初和张絅伯也在痛斥吴国桢市长之后高呼:"要坐牢,我们和学生一起去!"慑于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尽管知道学生"放出来,还要干",但也不得不将包括省吾许、梅两位同学在内的全部被捕学生释放。这次学生运动的胜利,给了省吾师生很大的鼓舞。

  到1948年底,省吾斗争形势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阶段。在物质生活上,由于物价暴涨,学生更缴不起学费,教师工资只能减半发给或每天供应一点自腌的咸菜;粗莱淡饭维持生活。然而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了,精神上都很欢畅。在组织上,为了适应迎接上海解放的新形势,市委决定改变党的领导体制,从按系统的垂直领导改为按地区的划块领导。省吾师生党的组织归属于沪西地区长宁分区委统一领导,由沪西区委李德鸿和长宁分区委领导人朱立人分别联系。为了更广泛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教师中建立了半公开性质的"教协",在学生中进一步发展了"新青联"成员,在民众夜校建立了工人协会(简称"工协")。从此迎接解放的各种准备工作迅速展开,"应变会"、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相继成立。"应变会"由6名教师和8名学生组成,负责宣传群众、救护伤员、保卫学校等工作。人民保安队主要由夜校"工协",成员及附近工厂的工人积极分子组成,陈仲信被任命为长宁区指挥部第二大队大队长。人民宣传队由省吾师生组成一个大队,大队长由学生党支部书记范敬业担任。尽管当时反动派作垂死挣扎,白色恐怖更为严重,但各个组织均坚决执行党所交给的任务。他们在分头执行任务时,厂总是相互支持。一次深夜,宣传队员陈保宁前去长宁警察分局散发传单,争取警察弃暗投明时,范敬业问陈;"如果被敌人发现抓住了怎么办?"陈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象王孝和、于子三那样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的确,在省吾有许多象王孝和、于子三一样的好同志。如陈仲信就是一名把完成党的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为重的党员。他明知有危险,在黎明前的1949年5月25日还是坚决地赶去指挥部执行任务,结果不幸被国民党残军冷枪击中而光荣献出了年仅二十岁的生命。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周维民和经国务院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的唐林宝也都是这样的好同志。"要革命到底不动摇,在革命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陈仲信、周维民、唐林宝三位烈士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誓言。

  1949年7月1日,在圣约翰大学隆重举行陈仲信烈士的追悼大会,潘汉年、韦悫副市长均亲自出席,并号召大家学习陈仲信烈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勇献身精神。广大同学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参军参干热潮,奔赴各条革命战线,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后来又在省吾校园里树立了陈仲信、周维民、唐林宝烈士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凭吊。1989年10月14日,省吾中学被共青团市委命名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鼓舞省吾师生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发扬省吾光荣革命传统,不断胜利前进!

(张健行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2017-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