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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新一厂、八厂的工人运动

2017-10-08 10:59:10

      地处本区长宁路1860号的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原为私营申新第一棉纺织厂,创办于一九一五年,历来就是本市一家大型棉纺织厂。

       解放前,该厂工人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剥削和压迫。工人劳动时间为“六进六出”的十二小时工作制,即早晨六时至晚上六时,(日夜两班,24小时连续生产)“从鸡叫做到鬼叫”。劳动时一不当心,就要受到训斥、打骂、受罚,甚至开除失业。工人下班出厂时要被抄身,受人身侮辱。厂里还雇用大量的童工,据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上海工部局公报,当时该厂十二岁以下的男女童工达三百名。工人们付出如此沉重的劳动,但得到的却是吃不饱穿不暖,工人们说:“冬天吃冰饭,夏天吃馊饭,飞花混菜饭,洗脚水泡饭”,累倒病倒无钱治疗,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申新一厂的工人奋勇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投入席卷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现上棉二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五月廿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卅日到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在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曹家渡第五办事处的组织下,申一厂三千余工人在党的积极分子吴福星、姜祥浩、袁俊备的率领下,组成了示威游行队伍,声援内外棉七厂工人正义斗争,投入“五卅”运动。队伍浩浩荡荡向南京路进发。一路上,工人们振臂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时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的群众已近万人,英帝国巡捕悍然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余人,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总工会发布了自六月一日起全市工人举行总罢工的命令。申一厂工人经过“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根据斗争的需要,在市总工会第五办事处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工会,执行总罢工的命令。罢工期间,市总工会发下来的救济费由厂工会发给大家。工会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入会人数达四千三百八十三人,推举姜祥浩为工会委员长,吴福星、刘松泉为副委员长,施二宝为总务主任。六月十一日,申一厂工会组成队伍参加了由市工商学联合会在西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反帝市民大会。队伍出发前,姜样浩、吴福星分别作动员说:今天的大会,是向帝国主义示威的大会,要使帝国主义看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要迫使帝国主义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然后,队伍向公共体育场挺进。参加大会的有五百余单位,人数达十万人,盛况空前。大会在一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发表了一个宣言,通过三项决议。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申一厂队伍在姜祥浩和吴福星的带领下,沿途高呼:“惩办凶手!”“赔偿中国损失!”“立即撤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路旁市民也应声高呼,并向游行队伍鼓掌致意,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申一厂经过“五卅”运动以及后来罢工斗争的锻炼,先后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经中共沪西区委考察,吸收了二十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申一厂党支部,并推定吴福星任党支部书记。工人有了自己的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上海总工会为了追悼“五卅”死难烈士,继续与帝国主义开展斗争,决定在九月七日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申讨大会和示威游行。申一厂党支部组织了三千余名工人投入这次活动。出发前,三千多工人集中在三角场,由党支部书记吴福星、工会委员长姜祥浩分别作了动员:这次活动,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看看中国工人的骨气。讲毕,队伍列成四路纵队,其中几十名纠察队员身穿总工会发下的纠察服,手持木棍,在吴福星、姜祥浩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南市公共体育场。全市参加大会的有二十余万人。会场周围有学生在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会上散发许多传单,申一厂工人俞开泉带回厂一张,上面这样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尽东邻欺,转瞬十年矣。欧战未告终,进来献鬼计。秘密约袁贼,叫他做皇帝,承认廿一条,我民为奴隶,哀的美敦书,五月七日提。旅顺大连湾,本是我土地,租给俄国人,二十五年,倭子用毒计,接连租下去。我国政府里,无权来争气,软弱交涉使,坏我中国体。倘民不奋起,束手来待毙,抵制日本货,牢记须牢记。”大会结束后,游行开始。下午三、四点钟时,申一厂队伍在归来路上经过四马路(现福州路)巡捕房时,突遭英帝巡捕袭击,用水龙头冲击队伍,用木棍狠打工人。申一厂工人奋起反抗,纠察队员以木棍和英捕对打起来,展开了一场肉搏战。突然听见“砰……砰……”枪声,英捕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了。党支部书记吴福星头脑冷静,为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便立即组织撤退,命令工会委员长姜祥浩和副委员长刘松泉带领工人边战边退,自己却指挥纠察队员力敌英捕。终因寡不敌众,姜祥浩等十一个工人被打致伤,重伤二人。吴福星和工人俞桂生二人当场被捕,押往龙华监狱,判刑二年。

         吴福星被捕后,申一厂党组织力量虽受到很大影响,但在中共沪西区委的领导下,厂党支部继续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参加推翻军阀统治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为了推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当北阀军从浙江推进上海郊区时,上海工人阶级在由党的领导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发起总罢工,随即转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二次因准备不充分和条件不成熟而未成功)。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总工会命令,参加总罢工的人数达八十万人,全市棉纺工人全部投入总罢工。

申一厂工人在以施二宝为第二任书记的党支部领导下,也奋勇地投入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前夕,施二宝到闸北太阳庙参加了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并领来纠察队佩带的符号和袖章,以便统一行动。起义当天,厂党支部统一组织好一切准备。这时,施二宝到车间对张跃达轻轻地说:“马上就要关车罢工,一切照原计划行动”。照上级统一布置,申一厂至中午十二时半,一律关车罢工。工人们集中在厂子第小学前的荒场上,由施二宝作了动员。一时后,队伍出发,共产党员金恒元、袁俊备、庄冠永、薛保等走在队伍前列。工人们手执“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三角旗前进。当队伍途经丰田纱厂(现上棉五厂)时,申一厂主动与丰田厂取得联系。然后二个厂的起义队伍汇集在一起,沿着铁路桥前进。当见有外国巡捕站岗无法通过时,队伍想方设法在大丰渡口用船与船连接起来,强渡苏州河向北站进发。

        照总指挥部统一布置,申一厂纠察队在队长施二宝的带领下,攻打曹家渡、周家桥警察局。起义工人手执斧头、榔头、铁棍,把准备好的鞭炮放进煤油箱点燃打响,敌人听到后误以为机关枪,工人们就顺利地缴了敌人的枪械,武装了自己。在解决了曹家渡、周家桥警察局后,又奔赴潭子湾警察局。该局警察早已逃之天天,工人纠察队顺利地缴了全部枪支。整个战斗中,申一厂工人无伤亡,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凯旋返厂。第二天,施二宝又率领纠察队袭击了北新泾周围溃退下来的军阀残部,俘敌七、八十人,缴枪八十余支。

         起义胜利后,工人地位有所抬头。形势迫使申一厂资本家将平时一贯欺压工人的粗纱间领班蒋兰言赶出厂。工人们的劳动强度有所减轻,大礼拜改为小礼拜,即从原十个夜工九个日工,改成七个夜工六个日工。附近的地痞流氓也不敢寻衅滋事了。这时,申一厂的党支部及工会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施二宝等惨遭杀害


          正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北伐战争处于胜利之时,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早巳组织好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这时蒋介石的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为名的欺骗手段,强迫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部分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十三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十万余人集会,会后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被檄武器。队伍行进至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密集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不计其数。顿时,宝山路上洒遍了烈士的鲜血。与此同时,蒋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仅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被杀的有三百多人,被捕的五百余人,失踪的五千余人。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这场反革命政变中,申一厂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样遭到牺牲。

          四月十日,独霸周家桥的顾家生、乔阿连、顾纪生,王馨山、高毛弟五个大流氓聚集在上海滩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处密谋策划屠杀革命志士计划。并由顾家生在会后领来左轮手枪二十四支、“中华共进会”袖章三十只,然后折回高毛弟家中。四月十一日,由高毛弟召集周家桥大小流氓约三十人分别躲藏在高家巷前宅和慕家宅的二个流氓窝,到了深夜,统一发给每一流氓手枪和袖章。四月十二日凌晨四时,上海出名的八大流氓中的芮庆荣、顾家棠、叶绰山三个来到周家桥的红金园茶馆坐镇指挥。至五时正,流氓们分三路对申一厂的革命志土捕杀。第一路有高毛弟、管森林等一批流氓手持左轮枪、带着“中华共进会”的袖章,杀气腾腾地直奔申一厂工会办公室(现子弟小学),将正在值班的工会干部丁鹤令、柳海泉抓起来,立即押往龙华伪司令部。第二路有姚金泉等一批流氓守候在申一厂门口,专门监视工会干部。当时夜班工人听到流氓捣毁工会,个个怒不可遏。清花间工人金三宝出来察看情势,不防被流氓姚金泉一把抓住说:“你也是工会里的人”,未等金三宝开口,一声枪响,金三宝已倒在血泊中。第三路有顾纪生,曹根发等一批流氓直冲申新里四号施二宝家里。施二宝二听到猛烈的敲门声,急速从床上起来,准备从后门脱身时,迟了一步,流氓已踢开了前门,施二宝避而不及,即遭到顾纪生连射四枪,罪恶的子弹从施工宝的背部穿过胸部,随即倒地。匪徒们见状便仓惶出走。这时,施二宝在其胞妹施耀清的急呼声中苏醒过来,艰难地撑起身体,用手指点一下凳子,意思是翻墙到隔壁去躲避一下。但却给走在最后的外号“小黑炭”的流氓看到了,匪徒们又蜂拥而入,顾纪生丧心病狂地再对准—施二宝补射二枪,施二宝再也没有起来,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施二宝(又名施丽清),一八九六年十月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一九一八年进申一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施二宝参加革命后,曾对他母亲及妻子说过:”我是共产党救出来的,我现在是党的儿子,一定要听党的话,为党做事,万一不幸牺牲,这是我的光荣,也是你做母亲的光荣!”施二宝不仅不怕牺牲,而且对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他常对家里人说:“现在苦没什么,革命胜利后,我们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他是受申一厂工人爱戴的工人领袖。他牺牲后,当时的上海总工会派员前往慰问。解放后,施二宝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无锡市烈士公墓。

大革命失败后,申一厂党组织被破坏,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野火烧不尽,风吹草又生”。申一厂党的力量正在积蓄,将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


           重建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阶级为求生存而,向统治阶级斗争


          由于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资产阶级趁机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申一厂工人群众在大革命肘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剥夺。资本家以大量使用女工、童工和裁减男工的办法,使盈利不断增长。这样就出现了生产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大、工资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日渐恶化的结果。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除了斗争别无出路。

           一九二九年,上级党组织派在红十四军工作过的、一九二五年入党的张荣生(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进申一、八厂重建党组织。张荣生进厂后在浆纱间扛盘头、干重活。他一面与本厂原有的地下党员接关系,一面对工人亲如兄弟。凡是工人有困难的,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他经常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说:“咱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齐心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资本家作斗争,才能有好日子过”。一九三零年春,厂里秘密成立了由张荣生任书记的党支部,继续领导申一、八厂工人们为生存而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开展斗争。

           党支部一成立,就为工人利益而斗争。一九三零年初,浆纱间有个叫老张头的工人,因病请假,满假回厂复工时,被一个姓洪的车间领班无故开除了,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党支部就抓住这件事,由进厂不久的共产党员喻人龙出面组织全厂罢工。把党支部事先研究决定的行动口号写成标语贴到各车间舱四周。内容有四条,①打倒洪领班;②不许无理开除工人;⑧要求恢复老张工作;④要求每月休假的工人工资照发。厂方怕事态扩大,造成损失,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斗争的胜利,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工人们团结起来,为生存而奋斗的信心。

          党支部书记张荣生在领导申一、八厂工人运动中,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天,张荣生因迫于生活,拿—了衣服进曹家渡一家当铺。刚出当铺门时就被几个歹徒抓住胳膊。当张荣生认出其中一个就是叛徒余秉天时,感到不妙,即对准叛徒一拳,将余打翻在地,自己速脱身。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涨荣生去苏联学习,于一九三二年三月离开申订报一、八厂。

           张荣生离开后,由当时的沪西区委周家桥分区委书记范新成亲自兼任申一、八厂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继续领导厂里工人运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厂地下党支部的统一布置下,大量的传单、标语神秘地出现在厂里的各个角落。内容是积极宣传工人的正义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罪行、资本家闻知后,以“闹事”为名,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无理地开除了二十七名工人,还发出“拟解雇五百名工人”的威胁,企图压制工人运动。工人群众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怒。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厂关车罢工。一千五百名工人聚集在厂门口,要与资本家评理。罢工到了二十八日上午十时,经再度谈判后,达成了保护工人群众利益的协议,罢工暂告段落。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申新一厂放工之际,由资本家雇用的反动巡丁按名对工人搜身。当时有位姓王的工人与巡丁头目李长发争吵起来,人愈聚愈多,双方言语不和,即扭打冲突起来。全厂二十余名巡丁闻声后立即到现场,资方副厂长竟下令开枪,巡警共发了二十余枪。一时秩序大乱,工人受枪伤者十一人,轻伤二十余人,被挤入苏州河十余人。事后六区警察局又拘捕工人三名。造成闻名全上海的“申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地下党支部立即抓住不放,鼓动了申新一、八厂共九千余工人立即罢工。工人们包围了副厂长,责问他为何下令开枪,并要求追捕开枪行凶的三个在逃的巡警头目。第二天,工人们向国民党市党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惩凶、严缉主使犯、如有死者须偿命抵罪、将副厂长撤职、抚恤伤残工人、取消手枪执照等。惨案发生后,进步新闻报刊对此皆有揭露。《抗争》一卷第四十五期有这样二段,“现代的工厂,每早六时即张其巨口,把整千整百的工人吞进去,到了下午六时,又将整千整百的工人吐出来。这个一吞一吐间,就把工人的血汗括剥下来。积年累月,厂主则脑满肠肥,工人则形枯骨立。这样残酷的待遇,厂主犹以为未足,更想方设法镇压工人,多方监视工人的行动,偶有违忤,即开枪格杀。工人的生活比奴隶犹不如,工人的生命较牛马还要贱”“申新各厂,每晚放工时检查工人,所耗时间,在一小时有半以上,既不提早放工,而反令工人在饥寒中多站如许时间,遍身搜查,甚于囚犯。”上海总工联会和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写了告全上海工友书中有这样一段:“全上海工友们!我们和申新厂工友一样,在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政府武装镇压之下做苦工,随时都有和申新工友一样被屠杀的危险。所以我们要组织申新惨案后援会,派代表慰问死者及受伤工友和他们的家属去!援助申新工友,就是我们自己救自己呀1”在此形势下,经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市总工联会等有关方面调解结果:却日起;厂中一切职权完全集中于厂长执掌;巡警头目撤职并拘捕惩办,受伤工人由厂方给予医药费,并先发家属抚恤金;停工及养伤期间工资照发;法律部分保留。至此,这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告一段落。


          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东北。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又侵略上海。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不仅不抵抗日本侵略,反而继续反共、围剿我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和上海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越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中国人民的抗日反帝斗争风起云涌。—九三二年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同上海人民一道奋起抗战。申新厂党支部及时组织募捐队、宣传队、纠察队(也叫打狗队)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中,党支部发动全厂工人罢工,向资方提出:①承认工会,并要求拨给工会办公地方和经费,②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⑧要求增加战时米贴三斗等三顷要求。资方先答应第一项要求,把申新小学一教室作为工会办公地点。在罢工第四天,党支部在申新小学召集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大会”,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何东海、厂党支部书记张荣生在大会上作了抗日动员讲话。可是,在大会期间,警方包围了会场,企图捣乱。会场顿时乱了起来,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喻人龙冲出会场,理直气壮地向警察说:“警兵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东三省,有良心的中国人,谁不痛心。现在他们又来侵犯我们家乡上海,难道我们还能坐视受辱吗?我们今天开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日,难道还有罪吗?你们拿着枪不去打日军,那就把枪给我们去打日军吧!”这时大家相应地城起了口号,工人们涌向警兵评理。斗争要付出代价,当夜共产党员范新成等七人被抓,不久,喻人龙也被厂方开除。党支部设法进行营救和接济他们。

          一九三五年底,在申新厂地下党支部的影响和推动下,一批热情爱国青年以文娱读书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先由焦惠民、朱世辉、陆铁、陈富荣等商定,借用陈家渡小学为活动点,办了一个“民众歌咏班”,不仅厂里有一批青年参加,而且吸收周家桥周围进步青年五、六十人参加。每周活动一次。联系文化界的地下党员司徒常给大家阅读党中央刊物《红旗》,组织大家学习和理解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学唱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新的女性》、《救亡进行曲》等等。利用唱歌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为革命青年指明前进的方向。他们又组织了“读书会”,开辟了“小星流通图书馆”。由张秋生等四名单身汉主动腾出底层宿舍作为图书馆的阅览室。党组织及时派了地下党员陈涛定期到图书馆对大家进行革命形势教育。鼓励青年们坚持抗日救亡革命运动。以后“小星流通图书馆”又拓展成“上海蚁社图书馆周家桥分馆”,读者由原几十人发展到一百五十人左右。给了青年们知识,陶冶了青年们的思想,鼓励青年们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有一批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底左右奔赴了革命根据地——延安。



       (张善良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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