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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丰田纱厂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2017-10-08 10:59:56

      地处万航渡路2104号的上海第五棉纺厂,前身是日商在上海开设的远东最大纺织厂——丰田纱厂。丰田纱厂的开设,是日本政治、军事、经济势力渗透中国的产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丰田资本家与其它日本资产阶级一样,凭借政府扩张势力,来华强行征用土地,廉价雇用劳动力,残酷剥削中国人民。丰田的发家史,实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制造过中国人民的灾难、损害过中国人民尊严的罪恶史。

       丰田纱厂工人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每次斗争都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在斗争中也锻炼了工人阶级,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


        参加一九二五年二月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是在同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作出的《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的指引下进行的。这次大罢工起因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凌晨,日本纱厂内外棉八厂粗纱间一个连续做了十一小时的十二岁女童工,精疲力尽,不知不觉地靠在车头上睡着了,正巧被日本领班看见,顿时拳足交加,致使童工受伤倒地。此事即引起车间成年男工的不平,他们群起与日本人评理。日本厂主趁机将粗纱间五十名男工全部开除。工人们非常气愤,粗纱间日班男工即宣布罢工。二月四日,被开除的男工要厂方结算工资和发还存工,日本厂主竟勾结普陀路巡捕房将六名为首工人抓去。工人们愤怒了,纷纷表示要关车罢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日罢工。并决定动员上海全党力量投入这场斗争,特地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邓中夏同志负责。在党的领导下,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在二月九日爆发了,从沪西到沪东,共有二十二个日商纱厂,计三万五千多工人投入这次声势浩大的反日同盟大罢工。

         二月九日反日同盟大罢工爆发后,党领导的罢工委员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派人前来丰田纱厂联络,丰田纱厂工人决定响应罢工。二月十五日晚七时许,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来人翻墙进入厂内,先到纺部发动,纺部工人立即关车罢工,紧接着,织部工人也相继罢工。全厂五千多工人与各厂工人兄弟一致行动,向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丰田厂主见此惊恐万状,立即打电话向静安寺巡捕房报警。七时半,捕房警察驰车到

厂镇压,逮捕了王阿二、宋安桂、王大祥,陈红发、严余波五人。这一镇压,立即激起了罢工工人的无比喷怒,他们一面反击,一面冲向厂外,并投掷石块与前来镇压的巡捕展开斗争。在搏斗中,工人钟宝康、高永林、高仁进、谢怀松四人又被捕,更激起工人愤恨。工人们将停在厂门口的一辆巡捕汽车推入苏州河中。同时,车间内的工人盛怒之下,捣毁了部分机件,以示反抗。八时许,二领班三好静一郎、事务长原田与物次氏、人事科管理员斋藤善一、书记武内义一、厂医石井等五个日本人乘车匆匆到厂,工人们见后即蜂拥上前,将车围住,把他们拖出车外痛打。其中三好静—郎被枪弹击中胸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去现上棉五厂访问时,讲确有此事,她来访前曾去名古屋与三好静一郎面谈过,这粒子弹至今还在三好的胸中)。原田氏受重伤,不久死亡。武进义一胸部也被子弹击穿。斋藤善一平日经常打骂工人,群众恨之入骨,被工人抛入苏州河中,没有淹死,仓惶登岸窜逃。此时,闸北警察局也派警车前来镇压,开枪射击,行凶捕人。工人们奋起与他们搏斗,将警车上的遮风板砸坏。这场激烈的搏斗,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警察的威风,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

         根据斗争需要,罢工第二天,丰田纱厂工人迅速组织起工会。工会当天派代表参加罢工各厂召开的工人代表联席会议,会上作出三项决议:①一致坚决,不达到目的不上工,②组织办事处,每日下午七时开会,③组织义勇队,保护工会,维持秩序。会后,各厂纠察队员立有誓约:“为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古面子不上工、保卫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二月十九日,丰田纱厂工会又派代表参加罢工各厂工会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日本人压迫中国工人,系民族问题,必须唤起全国注意。因此,当即发表了《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工人泣告同胞书》,书的开头是:“中国处处受东洋人欺侮,各界同胞没有不知道的。我们都是在上海日商纱工做工的,受的苦更说不尽。东洋人在中国开办工厂,已经是侵犯我们中国的权利。大家可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中国的工人呀!中国还没有亡,我们已经比亡国奴还苦了,东洋人办的纱厂里,百端虐待,比地狱还苦!”书的结束是:“诸位同胞,国快要亡了,大家一致反对东洋人,一致起来救国罢!”罢工斗争很快得到各界人士的有力声援。孙中山先生对这次罢工颇为关怀,于二月二十三日派代表来沪,表示声援。

       全市这次大罢工掀起的反日巨浪,使日本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二月十四日急行来沪,应付事态的发展。日驻沪总领事矢田多次向当局提出要求保护日本在华利益和镇压中国工人群众。日本驻北京公使荒泽奉本国指令,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令日军舰“对马号”于二月二十二日急驶上海加防等等。

        二月二十五日,由上海商会出面调停,邀请各方代表对等谈判。各罢工工厂推出工会代表六人出席谈判,其中有丰田纱厂代表张应龙。经过两天激烈的谈判斗争,日方被迫接受条件是:①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②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③储蓄金照章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④工资两星期发一次(照章办理)。此外,由总商会担保,释放被捕工人。这样,罢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争人格、反对打骂工人两项,在以上的条件中已得到反映,说明罢工是取得胜利的。

        二月二十七日,丰田纱厂被捕工人恢复了自由,与迎接者同乘马车到厂,欢迎群众成千,欢呼声、鼓掌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大家不住地欢呼:“工人胜利万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次反日同盟大罢工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一次始料未所及的打击,同时在罢工斗争中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邓中夏对这次大罢工有这样一段评价:“确实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他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先行投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日商纱厂反日总罢工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上海日商纱厂工运的领导,全总白区执行局决定成立上海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纱委”)。“纱委”遵照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写的“白区职工运动提纲》的精神,为了沉重打击日本在华日渐扩张的侵略势力,决定领导发动全市日商纱厂总罢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根据沪东日商纱厂罢工情况,因势利导地决定沪西日商纱厂总罢工,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纱委”成员张维桢(建国后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负责。张维桢到达沪西后,经研究研究决定选择力量较强的丰田纱厂先行罢工,并派陈晓凤同志到丰田纱厂布机间做工,以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

        以上决定后,张维桢亲自向丰田纱厂朱永康、王泽民等骨干布置这次罢工。经过朱永康、王泽民、陈晓凤、钟云等骨干在厂里宣传和组织,加上《立报》等报刊对沪东日商纱厂罢工报导的影晌,丰田纱厂工人的斗争热情已高涨,于是决定以党员、救国会员和平民学校学生为基本力量,带领群众于十一月十七日晚十二时趁日本人休息举行罢工。但十七日下午,日本人突然将正在准备罢工的朱永康逮捕,即押解到上海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消息传出,工人们忿然决定提前至晚九时正罢工。

        十七日晚九时正,全厂统一罢工。工人们大批走出车间。这时,日本人已将各车间铁门上了锁,企图隔绝工人们的联系,但工人们迅即打破了所有铁门的锁链,向厂外冲出,又发现厂外已约有四、五十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荷枪守卫,机关枪对着冲来的工人。工人见状即转向写字间,包围日本人,截断了电话线。工人们愤怒地警告日本人:“你们的军队如开枪,我们就死在一起!”另一部分工人则奔向车间,拿起铁锤、铁棍、铁扦等武装自己,准备战斗。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斗争、日本人在工人群众的逼迫之下,只得命令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撤退。之后,工人们冲出厂门口来到老厂(现中山路桥的第一纺织机械厂)。但老广大门已被日本人紧紧锁上,工人们设法架起长梯爬上屋顶,将朱永康被捕和新厂提前罢工的消息传了进去,老厂工人闻讯后立即关车冲出厂门。至此,丰田新老二厂五千多工人揭开了上海沪西日商纱厂罢工的帷幕。

       第二天破晓,丰田新老厂罢工工人齐集在中国地界内的中山路桥,准备开大会。忽然,两辆英租界巡捕房的装甲车呼啸而来,越界闯到中山路桥进行威胁。工人当即高呼,“中山桥是中国地界!”“日英军警应速撤退!”等口号。部分工人爬上丰田老厂屋顶上,用砖头、石块袭击装甲汽车。英巡捕恼羞成怒,抓了二个罢工工人,工人们更加愤怒,一拥而上,将关押被捕工人的装甲车团团围住。后经国民党中山路桥公安局长谭葆寿出面调停,英巡捕被迫释放被捕工人。待事稍平后,在王泽民的主持下,工人们在中山桥广场开了大会,推举三百六十人组成请愿团赴市政府请愿。但由于沿途军警阻挠,最后只有九名代表到达国民党市政府,向当局申张了罢工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提出释放朱永康和答应罢工提出的五项条件。

        丰田纱厂的罢工,迅速带动了整个沪西日商纱厂的罢工。十八日,内外棉五、六、七厂一千多工人在领头人“十三姐妹”的带领下,一律离厂罢工。接着,沪东的所有日商纱厂工人再次投入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数达四万以上,形成了全市日商纱厂的总罢工。

       时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之机。这次大罢工迅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当即表示要发动各界募捐,并要求华商企业招收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做工。十一月十九日,《救亡情报》出版了《援助日厂华工罢工号外》,提出:“全国人民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这次反日大罢工”,“这个斗争与全中国生死存亡都有重大关系的”。女青年会通过沪西“国难教育社”向沪西罢工工人捐款千六百余元。上海学生界除了发表《为日商纱厂华工联合罢工宣言》外,还组织大、中学生到各厂散发传单、赠送食品。各方力量的推动,使反日大罢工声势日渐壮大,使日本朝野大为震动。二十日,日本纺织业工会会长船津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上海等厂的罢工,使日商前途几将动摇。”日本当局派员专程来沪,并于二十三日召开会议,磋商办法。

        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使日商损失惨重。仅丰田纱厂十七、十八日两天就损失达四十万元以上。日方只好被迫求助于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朱学范等出面调解,要求尽快结束罢工。“纱委”见此,经权衡后认为:“这是利用合法斗争,争取罢工胜利的好时机。当朱学范带了一些人到丰田厂调停时,“纱委”就借机通过工人提出先把被捕的朱永康放出来。当朱永康从龙华警备司令部出来时,工人们前去迎接,鞭炮从龙华一直放到中山桥,以示庆祝和示威。十一月二十五日,经由丰田纱厂等二十余位工人代表与日本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当局等谈判后,达成的协议是:①工资增加百分之五;②每月赏工制度为奖励制厂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工,以资奖励,⑧不准无故开除工人,④不得打骂工人,⑤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工作十四小时,增加的二小时工作另给工资,⑥吃饭停车三十分钟,⑦各厂工人一律于二十六日复工。对此,“纱委”。认为基本上实现了罢工提出的五项条件,本着“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前止地暂时停止战斗”的精神,决定结束罢工,发出了复工宣言。丰田纱厂于二十六日正式开工。

        这次轰动全国的上海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以胜利结束。大罢工的意义在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华的日渐扩张的侵略势力,并为在新形势下正确开展工人运动积累了经验。也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能将自己的斗争和当时的抗日救国运动紧紧地结合起来,在民族危急之际再次显示了阶级内在的革命力量。


        一九三七年二月捣毁曹家渡警察分局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二月丰田纱厂工人们捣毁曹家渡警察分局的斗争,实际上是反日总罢工斗争的继续。

        丰田纱厂一个工头叫施福林,是日本人的看家狗,平日对工人十分凶狠,工人十分痛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反日总罢工时,工人群众曾冲入他家算帐,施闻风已逃。以后,施见形势平静,回厂后继续作恶。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晚,施与日本翻译时景春指使流氓陈志香闯入工会代表孙乾泰家中,先用石灰扑孙的脸,然后用刀将孙刺伤。工人们闻讯后非常气愤,于十九日晨,把施、时二人扭送到曹家渡警察分局中山桥派出所,要求给予惩办。派出所警察不但不给查办,反而与施、时二人围炉取暖,谈笑风生。不多时,二人又若无其事从派出所出来。这就进一步激起工人们的公愤。第二天晨六时正日夜班交接时,全厂工人关车罢工,蜂拥出厂,将施、时二人包围,痛斥其罪行。这时,曹家渡警察分局局长谭葆寿亲率警士前来解围,将施、时二人护往分局。顿时,近千工人聚集在警察分局抗议。警察分局不但不接受工人们的正义要求,反而用棍棒驱散工人群众。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动,使得工人们忍无可忍,于是奋起反击,冲入警察分局,砸烂门窗桌椅,捣毁办公物品,痛打了谭葆寿及两名警士。市警察总局接到警报,立即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及两辆警车前往镇压,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被枪伤四人,被捕二十三人。这场搏斗从早晨开始至上午九时才暂停下来。

        丰田纱厂工人捣毁曹家渡警察分局一事,轰动全市,震惊当局。事发当天下午二时,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警察总局等部门举行会议,讨论对策。为防止事态扩大,会后即派员要与工人代表谈判,丰田纱厂工会根据地下党领导人张维桢同志对此事处理的意见,决定接受国民党总工会的调停。提出复工条件是:①释放被捕工人;②惩办凶手;③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经调停,当局被迫答应这三项条件。于是,在二十日晚上六时复工。二十一日晚上七时被捕工人获释。

        国民党当局慑于一九三六年底日商纱厂工人反日总罢工的威势,深怕事态扩大,急于求得平息,故不得不接受工人们的复工要求。这次斗争以工人取得胜利而告段落。


                         (张善良整理)


      摘自《中国共产党在长宁区地下斗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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